政治与技术联手的“第三条道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28 陈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技术能够重新定义和形塑政治的组织形态,也能够促进迭代拓展政治的作用机制,还能够深刻影响政治的思维方式。但是,技术难以改变政治结构和制度痼疾,更无法改变政治的底层逻辑和本质。面对技术与政治的未来,既不应认定“技术决定政治论”,也不应恪守“政治主宰技术论”,而是要走政治与技术联手的“第三条道路”。首先需要厘清的几点认知是:既不要高估短期的技术发展,也不要低估技术与政治的远期交互;技术发展因为“顶端优势+马太效应”的固有逻辑而自带劣根性,有待现实政治纠偏;技术发展引发的社会效应,有待政治意识引导。在此基础上,应着重做好几个方面:以政治制度优势拥抱技术,警惕将技术政治化;运用新技术优势,丰富良善政治的实现渠道和形式;关注新技术时代的政治意识引导。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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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0)05-0022-07

       放眼世界,随着数字时代开启它的历史画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破茧而出。技术的迭代更新从原来的线性变革速度调整为今天的指数级革新倍速,也多向度地渗入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并以个性鲜明的方式掀起一阵阵波澜。从制裁中兴到封杀华为,从重塑国家科技战略到斩断国外科研人员交流,美国政府在技术政治的路上越走越远。美国司法部近期以5∶4的表决结果,判定总统有权决策,微信和Tiktok(抖音海外版)将按照特朗普政府颁布的禁令,于2020年9月20日被封。在全球政治乱象丛生、挑战上升的今天,思考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尤显必要。

       我们可能会欢欣鼓舞地拥抱技术带给政治的革新性变化,也可能质疑和警惕技术对政治发生作用的边界是否存在。无论是秉持哪一种态度,审慎思考并把握技术与政治关系的出路仍是必要的。

       一、技术改变政治?是的,技术深刻地影响了并还在持续影响着政治

       技术影响政治,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现象,这种依存和影响一直贯穿于人类发展繁衍的整条历史长河之中。如造纸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曾助推古代中国一项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一个数量可观的新阶层的产生。直到西汉,中国古代朝廷选拔官员都主要采用世袭、军功及察举制或者类似的制度。自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了制作成本低而成功率高的造纸术以后,中国的政治史也开始改变了书写方式。造纸术的推广,使得原先那些靠竹简书写、量少又重、只能向部分统治阶层开放的文献典籍,一下子增加了民间曝光度和扩大了传播面,知识分子群体随之逐渐壮大起来,从而为察举制转变为以统一考试公开选录官员的科举制创造了条件。今天同样如此。技术,尤其是蓬勃兴起的新技术,以拓展人脑和延伸人类手足的方式,更加迅速而全面地影响着政治的组织形态、作用机制乃至思维方式。

       首先,技术重新定义和形塑政治的组织形态。政治的组织形态是政治发生作用的基本物化载体,既包括国家、政府,也涵盖部分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还包括社区、乡村的公共场域。在互联网信息浪潮冲击下,全球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50%,①互联网本身成为一项真正的社会基础设施,同时也成为现实政治的基础设施之一。新技术加持后,网络政府和实体政府相伴,虚拟社区和实体社区互补,其实质是借助新技术,在传统政治组织形态未能覆盖和触及的领域开拓出新的政治空间。

       其次,技术促进迭代拓展政治的作用机制。政治发生作用的机制涉及对话机制、竞争机制、意见生产与传播机制、监督制约机制、政务处理方式、政治参与途径等多种表现形式。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推进,让政治的作用机制不仅可以实现作用覆盖面的拓展,而且可以实现机制本身的革新。关于政治对话机制,值得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调制解调器、互联网服务准入许可证和技术终端,在赛博空间进行民主对话和辩论。这使得那些在传统传媒时代被排斥于传媒边缘的普通受众和组织,得到了相对公开自由的公共对话权利和言论表达空间。在发生疫情等大规模公共危机的时候,一个社区的居民可以通过网络空间随时随地发表意见和建议,也可能随时随地得到他人的回应。视频会议平台大量被人们所关注并应用到政策协商、日常政务和话题研讨等方面,则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另一类对话机制的革新。这些网络民主的实现,极大地扩展了传统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领域,丰富了民主特别是基层民主的外延。关于政治竞争机制,可以国家为例。传统国家间竞争主要依托经济指标、生态指数、军事实力、外交关系等方面呈现;新技术浪潮下,一个国家掌握新技术的水平高下则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衡量依据。关于社会政治参与机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新型个体化参与。例如,近年来,人们在一些热门社交平台上不断能看到利用新技术恶搞政治人物的现象。这一现象则是个体化参与的典型体现,其特点是可以“有效”表达反对的声音,并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一定数量级别的群体效应。另一种是“汇聚型”集体行动,如香港的“反修例”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形式不同,这一参与依靠电报(Telegram)(Instagram)或脸书(Facebook)等社交平台,以类似分形裂变的框架汇聚各地分散的个体,纲领化、组织化开展统一的社会行动,大大强化了个体权力对整体现实政治的影响和冲击。

       最后,技术深刻影响政治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技术在通过变革生产力的方式让科技水平不同的国家呈现出日益巨大的治理能力鸿沟,已经并将持续影响政治的组织形态和作用机制,那么,透过表象看深层作用,技术也在深刻影响政治原有思维的广度和高度。结合资本的技术扩张激发人性欲望中潜在的恶,无需再谈新技术公司已经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垄断传媒集团,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意见产出平台,也不必细究网络直播成长推广以后,带来消费主义在年轻人群体中的蔓延,朴素勤俭的革命传统逐渐在下一代中淡化;仅仅聚焦于技术型组织,就随时随地可见,捆绑了资本的技术与政治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无间。被修改过基因的婴儿的诞生,就是在资本驱使之下营造出的一场违反伦理的闹剧。任正非一句话可能已经点醒了很多人:“华为不轻易允许资本进来,因为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的理想的实现。”②技术固有逻辑影响政治思维方式。技术的发展存在着“顶端优势+马太效应”的固有逻辑,而资本的介入则进一步放大和固化了这一特征。“顶端优势”来自生物学,是指植物的主茎顶端生长占优势,同时抑制着它下面邻近的侧芽生长,使侧芽处于休眠状态的现象。这是植物调节自身生长量的主要环节。技术发展也是如此。具有先进技术的研发部门或市场主体占得竞争优势地位,就会通过竞争把其他的对手分化或整合,夯实自身实力,加快技术进入下一轮的更新迭代。在这一过程中,先进者的研发速度和实践空间远远优于其他竞争者,其在下一轮技术发展的大潮中胜出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强,从而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倘若资本看准先进技术并增加资金投入,则会大大加速上述优势和效应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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