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学历教育能够缓解农村家庭贫困吗?  

作者简介:
赵国庆,男,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山东省区块链金融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家庭金融(济南 250014);周学琴,女,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金融(济南 250014);陈磊,男,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潍坊 261061);翟坤,女,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金融(济南 250014)。

原文出处:
教育与经济

内容提要:

打赢脱贫攻坚战、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别从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层面分析非学历教育对农村家庭减贫的效果,并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控制非学历教育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研究表明:非学历教育对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即使在控制内生性之后,非学历教育的减贫效果仍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学历教育对文盲/半文盲群体的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显著降低了文盲/半文盲和低学历群体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另外,还发现非学历教育的减贫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即对男性群体的影响明显大于女性群体。因此,提高非学历教育水平能有效减轻家庭贫困程度,如何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非学历教育水平并有效发挥这一人力资本的减贫作用,是政策当局需要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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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20)04-0009-12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农村减贫的重要性,相关领域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农村减贫问题。有效缓解农村贫困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首先,收入增长能够显著降低贫困人口比例,实现农村居民共同富裕(陈飞等,2014)[1],因此农村金融减缓收入贫困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傅鹏等,2018)[2]。其次,伴随着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金额的不断增长,基础设施的改善在农村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断凸显(郭君平,2013;谢申祥等,2018)[3-4]。同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健康是提高个人收入水平的保障,能够加快农村脱贫致富的步伐(程名望等,2014)[5]。而针对农村落后地区来说,创新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机制有助于减轻家庭贫困程度(左停,2017)[6]。另外,部分学者针对当前国内扶贫精准度以及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也进行了深入分析(陈志钢等,2019)[7]。随着知识经济转型升级,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蔡文伯等(2018)指出教育财政支出对减贫存在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8]。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由于非学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一些学者考察了非学历教育对劳动者收入的溢价效应(胡海青等,2018;谭璐,2018;Roman et al.,2014)[9-11],认为教育(技能培训)能显著增加劳动者就业机会(Parman,2012)[12],降低获取就业机会的信息成本,进而提高其收入水平(屈小博,2013;江金启等,2016)[13-14];另有学者研究发现非学历教育深度柠檬市场化会增加社会福利风险(田晓伟等,2018)[15]。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扶贫过程、措施和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集中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农村减贫效应,为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但是,目前从微观层面研究非学历教育与农村减贫之间关系的文献还十分少见。同时,已有文献对贫困的识别通常采用单一标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确定。此外,中国城乡差异日益加大,农村居民贫困程度远高于城市居民,减轻农村居民贫困程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本文将研究视角定位于我国农村,讨论非学历教育与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关系,并且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同时考虑非学历教育对非农就业以及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就非学历教育减贫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解决非学历教育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便为农村非学历教育减贫问题提供现实解释和理论依据。

      二、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2016年①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非学历教育对农村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CFPS样本覆盖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新疆、青海、宁夏、西藏、海南、内蒙古),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2016年数据包括家庭关系库、家庭问卷库、成人问卷库、少儿问卷库共四个数据库。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农村家庭的贫困问题,因而剔除了调查数据中的城镇观测值。并且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研究样本限定为家庭身份是户主且年龄在17~70岁有劳动能力的受访者②。在剔除关键变量的缺失值后,剩余有效样本量5796户。下面分别就贫困相关指标、非学历教育指标和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进行说明。

      1.贫困相关指标及非学历教育指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农村家庭非学历教育水平与家庭贫困的关系,因此,合理构建非学历教育与家庭贫困的相关指标是本文的关键点。

      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教师和适龄学生不断地流向优质教育学校,边远、贫困的学校不断被“撤点并校”。如何让教育助力农村可持续脱贫是中国政府一直关注的重点,以往文献大多关注学历教育减贫,却少有文献关注非学历教育减贫。本文一方面关注非学历教育能否有效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发生率,另一方面也关注提高非学历教育水平是否能缓解农村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如果实证结果表明非学历教育对家庭各贫困指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那么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学历教育水平将有利于居民增强自身的工作和学习能力,进而提高收入水平,最终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

      贫困相关指标。用收入衡量贫困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的普遍做法,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农村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2300元,考虑到国内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不具备国际比较性,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美元新国际贫困线标准来测算农村贫困状况。根据新国际贫困线,本文采用农村家庭个人消费支出2011年购买力平价PPP美元与人民币换算因子(1美元=3.04元人民币)来换算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③。

      根据Foster et al.(1984)对贫困的测度,本文通过如下公式构造各贫困指数[16]:

      p[,δ]=1/n(z-s[,i]/z)[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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