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4-0160-14 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想与理论大举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语境与历史，通过变异、错位、误读等方式，产生出中国式的(或中国化的)理论话题。中国学者借助西方理论解释中国，与此同时也反思西方理论自身的种种盲点，因此也就形成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思想与实践同时也影响着西方，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另一面。这个话题在近些年中英文学术界受到新的关注。近年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瞩目于世，世界聚焦中国，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话题受到热议。这些中国话题，事关当代世界走向，也涉及大历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和思想史，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特殊论等问题。近几年笔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就“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展开讨论。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图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的两个不同存在。①我们的讨论主要从文艺理论领域出发，来管窥普世论与特殊论等更广泛的问题。作为学术讨论，我们通过批判与反思，探究问题的缘起、症候及其后果，也即中国当下学术语境中所言的“问题意识”。学术批判与反思本身，即为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种具体实践。换言之，“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既是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学术研究的方法。回顾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与方法所呈现的中国问题，旨在认识理解现当代中国人文与社会思想的历史脉络。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内容包括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以及在中国被转换的理论反过来对西方理论的影响等。在方法上，既是历史化的，又是元批评的。若要把握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应做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梳理，而非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思辨，在理论自洽和自我论证的框架里循环论证。我们提倡一种开放式的、对话的历史化思维。知识谱系学、知识考古学更是把握理论的变异、错位、误读和转换的利器。元批评的方法简言之，就是批评的批评，是对理论本身的批判与反思。詹姆逊写道：“每一个个别的阐释都应该包括对其自身存在的阐释，呈现自己的资质和缘由；每一个批评同时必须是一个元批评。由此，真正的阐释方可引导回到历史本身，回到批评者和作品的历史情境。”②他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模式，认为“元批评模式…针对的是症状与压抑的观念、公开的内容和隐含的内容、乔装与被乔装的信息之间的区分”③。元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批评(或理论)实践做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探究与重构其产生的社会与政治的情景或语境。这种解读的依据依然是作品的文本(在此是指理论文本)，是对理论文本的形式、话语表述、思维范式等条分缕析的细读。可以看出，知识谱系学和考古学的历史化方法与元批评方法，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知识谱系学和考古学关注理论的变异、错位、误读和转换；元批评针对症候、压抑、隐含(隐喻和寓言)、乔装的信息，两者异曲同工。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都是外在的(extraneous，extrinsic)，也是内在的(immanent，intrinsic)。西方理论相对中国而言是外在的。但成为中国的问题后，即经过中国的转换、变异之后，就成了中国学术与思想史的内在问题。反之亦然，西方理论对于其产生发源的欧美而言，是内在的。但一旦进入中国而产生变异转换，则成为相对西方的外在问题了。假设西方理论始终停留在西方内部，从未与西方之外的世界(包括中国)发生关联，那么内在、外在的二元对立两分法似乎是成立的。但所谓“西方”从来就不是什么自治、自在的统一体，而是现代性思维框架和知识体系下的一种笼统的约定俗称，说到底是一个建构出来的“神话”(取罗兰·巴特之意，指一整套观念与实践的意识形态)。一般而言，“西方理论”涵盖了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至今三百多年的思想理论，或可称为现代性思维或理论。哈贝马斯将黑格尔视为现代性思维的枢纽人物，上接康德以来的启蒙理性主义，下连尼采、海德格尔以降的当代欧洲思想，当然包含了哈贝马斯自己所主要承继、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④在现代性框架下，西方理论也就成为现代性、普世性思维的同义语。现代性思维虽然大多出自西欧，但以普世性、世界性为诉求，肇始即以消除西方与非西方的内/外疆域，勾画人类价值共同体为己任。实际上，西欧启蒙思想家除了关注其直接的思想文化源流即希腊—希伯来(两希)传统，对两希传统之外的文明与思想，亦始终予以关注。中国传统自然是启蒙思想家们关注的话题。但中国往往是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他者”(Other)，来反思、论证西方自我(Self)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理论的外在性和内在性无论从历史脉络还是从思维逻辑上讲，都不能成立。更有说服力的，是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他者/自我关系不等同于内在/外在关系，因为他者与自我是你中有我、互鉴互存的关系，而内在与外在则是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有高下、轻重之别。其实对于他者与自我关系的思考，本身就是后现代思维对于包括内在/外在等诸多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把西方理论当成某种普世的真理，无论强调其内在性(康德)还是超验性(阿奎纳斯)，或内在/超验的关联性，其理论的基本预设仍然是真理的普世性。⑤这种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的普遍理性与真理观，乃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由黑格尔主义的本质论、一元决定论集其大成。从这种黑格尔主义立场出发，就会把西方理论在中国被接受和转换的过程，理解成为(西方)普世性真理在中国运用的过程。“西方理论的中国化”的说法，似乎就隐含着这样一种基本预设：把具有某种普世性和真理性质的西方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之中，因而实现了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我们提倡研究“理论的中国问题”，而非“理论的中国化”，意图就是质疑各种本质论、普世论和真理观的理论预设，包括种种内在与外在、内容(对象)与形式(方法)的关系。从既外在又内在的角度，来理解理论的转换或旅行，或有助于克服非此即彼、内外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从理论的中国问题的角度，来把握西方理论与中国的百余年遭遇，或有助于开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