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在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的同时，危机风险亦日益凸显，且爆发的周期在缩短、频率在上升、影响在扩大，现代社会已然步入“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2004)。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席卷全国，再一次暴露了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繁荣与危机的悖论，表征了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工业与生态、技术与人性、封闭与开放等诸多二元范畴之间的紧张对立。“新冠”引发的重大疫情对我国社会全系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教育系统概莫能外。教育系统以其特殊角色和使命参与到疫情防控战役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在应对危机过程之中暴露出沉疴新疾。以“新冠”重大疫情危机为透视镜审视教育(特指学校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行动范式，对在现代风险社会下提升教育的危机治理能力显得恰逢其时而又尤为重要。 一、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行动结构与尺度：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公共危机必然引发公众讨论，但不同的言说视角和方式可能带来不同的阐释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结构清晰、要素完整、价值鲜明的分析框架，不仅对全面洞察和阐释教育应对此次“新冠”重大疫情危机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而且也可以为后疫情时代提升教育应对公共危机能力提供具有范式意义的指导。遗憾的是，纵观已有研究，公众尽管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危机之后便开始关注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问题并发起一定范围和规模的讨论，但总体而言，已有言说视角微观、内容细碎，对整体理解教育应对公共危机这一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行动缺乏必要的解释力和指导力。由此，在“新冠”重大疫情危机这一特殊时代语境下，针对教育如何应对公共危机的问题，构建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分析框架尤为必要且重要。 (一)教育应对公共危机分析框架构建的系统考量 要整体理解教育应对公共危机这一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行动，需要诉诸系统理论。对于构建分析框架而言，系统理论的最大启发在于认识论的突破，即将教育应对公共危机视为一个由宏观的环境、中观的结构和微观的要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在此基础上，教育应对公共危机分析框架的构建需要基于系统思维(宏观)，既洞察公共危机治理的一般结构(中观)，又透视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特殊要素(微观)。 一是基于“系统思维”的考量。系统思维既是基于系统理论阐释教育应对公共危机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教育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方法论。所谓系统思维就是“用全面的联系的系统的观点来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即把事物放在普遍联系的系统中来把握，通过系统的整体优化，更好地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它是辩证思维方式全面性关联性协同性思维的集中体现”(周正刚，2017)。基于系统思维，首先强调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全面性”。教育应对公共危机既要体现行动时间向度的全面，囊括完整的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也要关注行动空间向度的全面，分析来自政府、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不同场域的不同行动主体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行动范式。其次强调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关联性”。既包括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相互关联，也强调教育系统内部不同核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强调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协同性”。既包括行动环节之间的前后配合，也包括行动主体之间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交互合作。 二是对公共危机治理“共性”的考量。尽管危机的应急管理策略与行为因危机的具体情境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应急管理的结构与尺度却相对稳定(张海波、童星，2015)。结构的字面含义即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就应对公共危机这一实践行动而言，结构特指应对公共危机整体过程的各个主要行动环节。按照系统论的输入、处理、输出的要素划分，公共危机治理通常可以相应划分为危机分析、危机处理以及危机反馈三个主要行动环节。其中，分析环节强调对危机的辨识和评估以及应对方案设计，处理环节强调对危机设计方案的执行以及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行动调整，而反馈环节主要强调对危机处理结果的再处理。如果将结构理解为分析框架的躯干，尺度则为血肉。尺度被引申理解为处事或看待事物的标准。就公共危机治理而言，虽然不同主体应对不同危机的策略与行为千变万化，但危机的共同特征以及危机治理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在看待危机治理的时候必然有一些共通的标准，比如针对危机分析能力的高低、危机处理效果的好坏、危机反馈信息量的大小等维度的考察，则可能生发出诸如专业程度、公共程度、协同程度、开放程度等具体尺度。 三是对教育应对公共危机“个性”的考量。教育应对公共危机不仅要遵循公共危机治理的一般结构和尺度，而且还要体现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源自教育系统自身的特征和诉求。首先，教育系统是外在的“他组织”，考察教育应对公共危机需要置于社会大系统之中，要分析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外部因素对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影响。其次，教育系统又是内部的“自组织”，教育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能够进行自我设计、自我调节，但这种设计和调节又要基于系统内在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比如教育系统存在着各级各类的学校，各级各类学校有纷繁复杂的学科和课程，且面向各有差异的学生和家长群体，这要求考虑诸如认同程度、协同程度等行动尺度。最后，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事业，人才培养是教育的全部问题。教育应对公共危机不仅要解决危机本身的问题，还要解决人才培养的问题，因此对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考察还要着重考虑诸如创新程度、反思程度等行动尺度。 综上，基于对系统思维、公共危机治理共性以及教育应对公共危机个性的综合考量，可以构建一个包含三个环节、六个尺度的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三环六度”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三个环节即设计环节、执行环节和反思环节。设计环节表现为教育应对公共危机拟采取的行动方案，执行环节表现为教育应对公共危机所实施的具体举措，反思环节则是对教育应对公共危机这一行动本身的再认识。六个尺度即反映教育应对公共危机的三项核心能力——设计能力、执行能力和反思能力的范例指标，包括专业度、认同度、协同度、创新度、认识度和推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