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与突围:教育场域中农村家庭的阶层代际流动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向伟,张天雪,浙江师范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
教育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

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是新时代的民生重点,仅关注以经济资本为代表的客观阶层,忽视个体主观的阶层感知,将无助于从根本上促进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文章基于有正规学校教育经历的农村家庭子代,着眼教育与家庭背景因素,通过对其与阶层流动感知关系的研究发现:子代的主观阶层水平依然较低,仅有小幅度的代际正向流动,突围藩篱依然存在。教育、家庭背景对农村子代的主观阶层流动具有直接与间接双重解释效应。不同于客观阶层流动,在对子代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中,子代及其母亲的教育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家庭经济水平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父母的职级和父亲的教育经历不具有显著效应。子代及其母亲的教育经历、家庭经济水平、客观阶层水平均通过子代的阶层期望对其阶层流动感知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在提升人力资本的同时,应注重在政府及家校合作的基础上,对农村子代阶层认知进行积极引导,助其更有效地实现主观阶层突围。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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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阶层”是具有我国社会发展特色的名词,不同于西方以财、权等作为划分标准的“阶级”,更倾向于以“生产关系作为划分的基础”。[1]它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描述。目前,研究者对它的定义也较多元:“因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不同而造成了阶层化的现象”、[2]以收入来衡量阶层水平、[3]“全体社会成员根据声望、权力和财富综合指标划分最终得到的不同等级的社会群体”[4]等。这都是从客观角度进行的定义。近年有研究者开始接受“社会阶层包括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的说法”。[5]本研究认同主客观阶层之论,且主要关注社会阶层中的主观阶层流动,即个人对其所在阶层结构所处位置及变化的感知。

      结构—功能理论提醒我们以阶层结构为代表的合理社会结构才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不竭动力。这种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被认为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6]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高效率的现代化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系列福音,家庭社会经济水平得到提升,物质文化生活进一步富足。当前的阶层结构究竟是否依旧停留于“‘土’字型”水平?[7]十九大已经提出在下一个十五年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8]可见当前的阶层结构依然不优,农村地区的阶层结构优化依然是“橄榄型”社会结构成型的重要突破口。即便以经济水平为衡量标准的阶层已然实现了向上流动,但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我们更需要透过阶层结构探问人民对阶层变化的感知情况。

      “农村”常被人与“弱势阶层”联系在一起。不论是从公共资源获得、还是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农村都与城市不具有比较优势。理想的社会结构目标实现尚且需要农村整体的阶层突围。然而,当社会上不断掀起“寒门难出贵子”的舆论热浪时,当学术专业人员提出阶层已经固化之论时,我们难免心生疑虑:主客观中的社会阶层业已“固化”了吗?回望我国的社会发展,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城市化进程中,两极差距有所改观。2001年初,我国的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3.8%,到2018年降至40.4%。①城市化比例在不断扩大,“抽去农村不计,城市的社会分层已经属于橄榄型社会结构”。[9]新统计口径下,2019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4,[10]优于2013年的2.81。②可见,整体社会结构在不断趋于优化。既如此,“固化论”是否代表农村人民已不易感知到阶层突围,或对阶层突围失去信心呢?又或者隐藏了人们对阶层流动趋势的不满呢?因此,比起探讨阶层固化与否,更需要思考的是,影响人们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如何才能更加科学地干扰以形成主客观层面阶层的“有序流动”,满足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

      当前有关阶层流动的研究主要以客观阶层流动为主,有关主观阶层流动的探讨较为欠缺。研究对象除了泛化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较为聚焦于“弱势阶层”,如农民工阶层、城市贫民、农村学生。在不同视角的客观阶层流动研究中,教育是最为常见的关键解释变量。“寒门要想获得升迁性社会流动,最重要的突破口是让孩子接受教育”。[11]教育既有正向效用,其“所具有的选拔和分配社会成员的功能使之成为社会筛选的主要手段和上升流动的决定性因素”,[12]又存在角色困境,它“不仅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13]可见,诸多研究已从客观角度论证了教育的阶层流动促动作用。那么,教育对阶层流动感知是否依然存在积极作用?教育的获得普遍存在两个途径:一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如今,均衡发展逐步让位于优质均衡,多数省市已经向普及15年教育前行,不少省市高等教育业已普及化。值此全民教育进入新阶段之际,教育究竟对农村家庭子代的阶层流动感知有何影响是我们需要弄清的问题。二是家庭教育。即由父母构建起的家庭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子代的阶层流动感知有什么影响?在全民教育背景下,农村学生是否能力排父辈资源劣势或者传承资源优势,更好地“绝地反击”?各主体又该如何助力农村子代实现主观层面的阶层突围?这都是本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理论阐释与变量选择

      (一)理论阐释及假设提出

      场域理论能为我们揭示子代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教育场域是农村子代成长的关键阶段和“蜕变”的关键环节。知识技能的习得、家庭资本的传承都是“资本”的累积与再生产。因此,“资本”是本研究不可忽视的变量,它在教育场域的作用至关重要,是农村学生获得阶层突围的关键。布迪厄认为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4]其密切网络形态决定了相对独立性是区分不同场域的关键标志。因此,在参照标准改变情况下的教育场域,可包含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的全部或部分。本研究将教育场域限定为学校教育。场域理论认为场域中存在力量和竞争,资本是其关键要素。资本既是场域活动中参与者的竞争手段,同时也是目标。可见,教育场域的资本积累对人的影响将是持续性的。既有的研究已论证了个体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实现客观阶层突围的价值,而教育的作用远不止如此。今天,随着教育普及化步伐的加快,城乡教育场域虽有一定变化,但总体不大。“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2.71倍,较2004年的3倍以上有所缓解,但仍然差距过大”。[15]可见,农村家庭的客观阶层变动虽未固化,却优化幅度较小,“教育优势递减与教育层次递增”[16]的矛盾已是当前学者对教育育才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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