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教育人类学,zhengtaoli1969@163.com;文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教育、文化与教育,juanwen2006@163.com。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中国电化教育

内容提要:

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最早提出“五育并举”的蔡元培及其时代相比,新时代所提出的“五育并举”,有独特的时代需要和时代问题;“五育融合”给新时代带来的是“教育新体系”;“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假设”“育人实践”“育人理念”“育人思维”和“育人能力”;“五育融合”难在“日常”“机制”“评价”“主体”和“生态”,它们同时构成了破解“五育难题”的基本维度和基本路径。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860(2020)03-0007-10

       当下,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与“育人”有关。在“育什么人”“为谁育人”等已然明晰的情况下,“怎样育人”以及如何提升“育人质量”,成为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亟需回答的重大问题。通往“育人质量”提升的路径多种多样,其中“五育融合”是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之一[1]。

       无论是“五育并举”,还是“五育融合”,都不限于一个“概念”,也不止于一种“观念”或一套“政策”,它还意味着一个“体系”和“机制”,更代表了一个“时代”:由于有了“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的出现,一个“教育新体系”将酝酿成型、一个“教育新机制”将逐渐生成、一个“教育新时代”将由此诞生——这是以“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为标识的新时代中国教育。

       如何理解“五育融合”这一“新体系”“新机制”的意义、内涵及其带来的变化?“五育融合”难在哪里?如何破解“五育融合”过程中的瓶颈难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构成了本文的重心所在。

       一、为什么是“五育融合”

       “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的提出,首先是政策推动、顶层设计的产物。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了“坚持五育并举”,强调“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以此“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国务院办公厅则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通过“突出德育时代性、强化综合素质培养、拓宽综合实践渠道、完善综合素质评价”等,来“构建全面培养体系”。与此相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强调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教育部正在加快研制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纲要,明确劳动教育的具体内容、形式和实施路径。“劳动教育”因此成为“五育并举”背景下新的研究热点。

       “五育并举”不是全新概念,它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首次表达了作为“教育方针”的“五育并举”主张:“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距离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为何今日要重提“五育并举”?与蔡元培的时代相比,新时代的“五育并举”有何相通,又有何不同?

       相通之处至少有二:一是意义和性质,都具有时代转型与时代分野的特性。在蔡元培那里,“五育并举”昭示的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传统教育与资产阶级共和时代新教育”的根本差异,在如今,预示着新时代的教育与过往时代教育的差别。二是内容和结构,虽然表述方式和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都涵盖了“德智体美劳”,因而具有大致类似的整体框架。

       更值得探究的是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源,与两者分别对标的时代需要、欲解决或针对的问题和希冀带来的改变相关。

       蔡元培的“五育并举”,如前所述,其时代背景是从“封建时代”转向“资产阶级时代”,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的“时代需要”,与此相关的是“文化需要”,彼时经历的是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新教育”也是为“新文化”服务的。这是他视域下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野;在“五育并举”重新浮出水面的今日之新时代,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化”这样的“政治新背景”,也是“信息时代”“智能时代”这类“科技新背景”,后者推动了一个全新的“新文化运动”:由信息媒介转型,即从纸质媒介转向电子媒介催生的“新文化”已经兴起,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它与蔡元培及其所处的时代相比,无论是“传统教育”之“传统”还是“现代教育”之“现代”,其蕴含的时代需要、针对的时代问题和带来的时代转型等,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就“时代需要”而言,“五育并举”在新时代的重新提出,满足的是“应对国际社会激烈竞争与严峻挑战的需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需要,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的需要”等①。“五育并举”的时代需要,并非独属于中国。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确立的三类当代亟需的“核心素养”中蕴含了“五育”特性,例如:“交互使用语言、符号和文本的能力、交互使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交互使用技术的能力”,其实质是“智育”和“劳动教育”;又如:“在异质群体中有效互动的能力”“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合作能力”“管理并化解冲突的能力”等,则融合了“德育”“智育”和“美育”;再如:“自主行动能力”“适应宏大情境的行动能力”“形成并执行人生规划和个人项目的能力”“维护权利、兴趣、范围和需要的能力”等,体现的是“德育”“智育”和“劳动教育”的兼容。此外,欧盟(EU)于2000年提出了“新基本能力”的概念,2005年又提出了8项核心素养,包括母语素养、外语素养、数学素养和基本科技素养、数字素养、学会学习、社交和公民素养、主动与创新精神、文化意识与表达等,不仅是整体涵盖,更是综合融通了“德智体美劳”等“五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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