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无疑是2019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大亮点，并迅速获得了学界的积极回应。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得到《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关注并给予头版报道，之后该报又开设了“历史政治学专栏”，连续六期刊登海内外领军学者关于历史政治学的文章。①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中共党史研究》也将开设“历史政治学笔谈专栏”。专门的历史政治学学术研讨会已经有若干场，2020年将会有更多场次的以历史政治学命名的学术会议。更重要的是，2019年正式亮相的历史政治学已经有了小批量的学术论文。②在中国政治学界，很少有哪个学术概念甫一提出就产生如此多的、主题如此集中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大批量的学术成果正在产生之中，以历史政治学为中心的国内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另外，很多学者此前虽然未曾使用历史政治学概念，而是使用“政治史学”概念③，他们在事实上从事的就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历史政治学大有成为显学之势。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历史政治学的产生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其深刻背景在于当今中国政治发展远远超出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想象和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它不是简单的因人而起，而是这个时代的需要。”④ 我们曾专门阐述过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⑤那么，历史政治学到底有什么用呢？在已经有成熟的历史社会学的背景下，为什么要提出历史政治学？说到底，这需要我们去发现历史政治学的特殊功能。本文认为，历史政治学的作用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回答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二是，防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三是，提供国家治理的经验；四是，论述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历史政治学至少有两大学术功能和两大政治功能。 一、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学的知识来源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学科以及政治理论，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或者说政治学的知识来源或者理论来源应该来自历史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 就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而言，缺的不是理论资源。相反，是各种理论太多而难以消化和超负荷的“富氧”现象，而且这些理论和概念几乎全是舶来品。政治学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政体(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其中却很少有中国元素。比如，流行的国家概念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基于16世纪以来欧洲宗教政体向民族国家政体转型的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即所谓的在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机器。⑥这是描述封建制的分散化权力向国家主权转变的历史经验，而且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族一国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概念既不能解释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多民族问题，也不能解释作为国家前提的国民认同问题，还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无效治理问题。再比如，流行的西式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讲的是个人权利、法治、代议制和多党竞争，这其实与西方文明的关键因素高度重叠，⑦因此完全可以说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鉴于此，当西方人讲到政府作用时，必然是作为“小政府”的“有限政府”，强调的是个人权利和社会作用。相应地，政党也只不过是革命之后代议制的产物，是议会中的一个政治社会利益集团。这些教科书式的政治理论在中国十分流行。 然而，被中国视作“理论政治学”的这些概念和理论，对西方而言却属于“历史政治学”的范畴。如前文的简单回顾，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无不来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实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历史主义的；但是，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现代性意味着统一性或相似性，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现代性概念诸如民族国家、政党、民主，但它们在实践中所展现的国家治理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这些流行的概念或表达出的制度形式与很多国家的文明基因存在着紧张关系。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拥抱现代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现代性的多元性，而且现代性并不必然从16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兴起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洞察力值得重视，他认为秦汉是最早的现代国家。⑧秦汉之制两千余年，中国因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存在几千年的大型文明体。这样的文明体显然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理论所能解释的。因此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文教”高于宗教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文明型国家。⑨ 认识到中国的“文明型国家性”而非“民族型国家性”，就应该知道，很多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就很难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比如，民主的概念不是讲二元对立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协商式的社会和谐，所以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更受欢迎；政府责任不是有限的，而是民本思想中的“无限责任”，所以才有全面消灭贫困计划；政党也不是西式政党的竞争政权的选举机器，而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和治理好的政治组织，所以才有“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等等。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属性，那就是政治史属性。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也可说中国民族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一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衰。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⑩能够连续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自然蕴含着政治学理论的宝贵资源，只不过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未能系统地被表述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