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衰颓与新民粹主义的崛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朝龙(1977-),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20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大规模阶级斗争相对缓和,新自由主义乘势崛起。作为新自由主义主流运动的补充,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发展起来。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论,从大规模集体行动的逻辑转向分散的斗争。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大规模社会运动复兴,经济议题回到政治运动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文化和自我意识革命逐步衰颓,新民粹主义乘势崛起。在聚焦经济议题和强调集体行动方面,新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迥然不同,但是从强调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异的角度来说,新民粹主义又把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发展到了极端。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与金融资本的上升期相适应的,新民粹主义是与金融资本的下降期相适应的,但二者都因不理解金融资本的本性而把民众运动引向了错误的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才能赋予民众运动以正确的方向。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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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20)02-0114-08

      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金融资本进入新一轮全球扩张时期,大规模阶级斗争相对缓和,革命动力枯竭,诸如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女权运动、种族平等运动、同性恋、残疾人等各种形式的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1]。在这众多运动中,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其重要的一支力量。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反对个人被物化、被异化,强调随时随地的分散斗争,强调自我意识的革命,强调主体的身份确认。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从阶级解放转向抽象的个人解放,从集体行动转向分散的个人行动,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文化决定论,从必然性转向偶然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围绕着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社会运动日益集中起来,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衰颓,新民粹主义崛起。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强调经济之外的边缘性话题以及强调分散的斗争不同,新民粹主义聚焦经济议题,强调集体行动。但是,从强调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异的角度来看,新民粹主义又把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逻辑发展到了极端。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金融资本上升期的社会运动形式,新民粹主义是金融资本下降期的社会运动形式,但是二者都不理解金融资本的本性,最后都成了金融资本统治的共谋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内在超越金融资本的统治。

      一、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新社会运动呈现出分散性、点状式的特点,参与主体的身份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清洁环境的支持者、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等等。在这些运动中,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是一支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和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特征和时代精神。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试图打破经济决定论,主张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去中心化、去本质化,强调偶然性,强调随时随地的反抗,强调个体主体性的确证。拉康、福柯、普兰查斯、齐泽克、阿多尔诺、列斐伏尔等都对这种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资本的总体性统治

      金融资本的统治具有形式上的隐蔽性,因为金融资本是借助形式自由和契约关系确立自己的等级统治的,这往往使人们找不到、意识不到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统治。正是这种情况使后现代主义者迷失了斗争的对象。后现代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看作是无主体的权力关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当然不是无主体的,资本、金融资本就是权力关系的主体。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消解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把社会斗争形式分解为多元化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的、不稳定的、分散的、离散的对象。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特点,早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中就初见端倪。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反对经济决定论,而模糊了所有制关系在市民社会运行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阿尔都塞理论上的缺点被恩斯特·拉克劳和查塔尔·墨菲所发挥。拉克劳和墨菲正苦于无法说明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各种具有差异性的主体如何超越各种矛盾、如何能够在不失自身特殊性的前提下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如何在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事件发生的关节点这些问题的时候,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为拉克劳和墨菲提供了帮助。拉克劳和墨菲发挥了阿尔都塞关于上层建筑特殊效能和相对独立性这一主张,他们把政治、文化与经济放在同一个层面上,继续夸大政治、文化的作用[2]。与拉克劳和墨菲相似,普兰查斯把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从国家理论中的核心置换出去,强调多元决定国家观和阶级观,建构了政治的支配性。多元决定论把社会发展的趋势呈现为一种多元和随机的状况。在后现代主义多元随机的理论逻辑之中,就更只是看到社会现实的支离破碎的现象形态,而看不到金融资本对社会生活的系统性支配地位。

      (二)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内部逻辑

      后现代主义在资本自我否定的道路之外寻求人的解放道路。后现代主义仔细描述、揭示和渲染了个人如何被资本塑造、如何被资本所生产,例如个人的普遍勤劳的属性、作为消费者的属性、被物化的属性等等,都是资本塑造的结果。后现代主义认为个人不再是主体,而只是被资本生产出来的属性;认为资本支配了整个社会,支配了每个人,支配了每个人的生活领域;认为资本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交往、消费和观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认为资本把社会变成了一个囚笼,人被同质化,被完全扼杀、囚禁;人成为被彻底否定的、被完全掏空的主体,人只能从绝境中、从自己的绝对否定状态中出发,寻求摆脱资本牢笼的自由之路。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被掏空的个人和无所不在的资本之战。这个战争实际上只是个人的激进而无助的反抗。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实际上夸大了资本的统治,认为资本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人的主体性完全淹没在资本的逻辑中,因而后现代主义看不到资本自我否定的运动。后现代主义仅从孤立个体的主观反叛、主观批判来寻求否定资本统治的力量,而看不到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看不到金融资本一方面造成劳动的社会化,同时又造成一个腐蚀金融资本统治根基的寄生性的庞大积累体系。金融资本正是因为这种寄生性积累体系的膨胀而逐步腐蚀和瓦解自身统治的基础。由于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运动,看不到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因而找不到主观主义革命借以现实化的现实根据和现实道路,并因而陷入绝望之中。

      (三)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否定工人阶级作为社会联合劳动者的阶级属性

      后现代主义以一种碎片化的叙事,描述个别主体的生存状态,以个别主体与世界的搏斗代替历史的规律以及阶级的使命。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以差异为基础,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极点,每一主体表现出自己的差异性,表现出区别于其他主体的一种独特性,个人的身份都是以各自的差异为基础自己建构起来的。人们不能够以任何的一种客观性质去强迫每个人接受他不愿意接受的身份[3]。后现代主义不再强调阶级而转向了个人,但这种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的个人也不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抽象的个人。后现代主义只是在偶然性的领域中、主观意识的领域中、个人独特性和身份确认的领域中谈主体的解放。后现代主义这种政治的特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中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来。从以青年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从居于革命中心地位的主体,转变为被排除在社会主体结构之外的边缘存在;革命也从历史必然性的运动转变为单纯的偶然性的设定;革命的目的从历史使命和历史规律的体现,转变为长远目标的缺失所导致的只注重眼前的、个别的、偶然的目标;革命获得胜利的力量从阶级意志和阶级行动转变为个人的所谓持续不变的否定和颠覆现存秩序的死亡曲,也即一种表面激进而实则无法撼动现存秩序的个体的文化和心理革命。在后现代主义的描述中,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肢解、被禁锢、被物化,工作结束之后,各种娱乐文化,如电视中的肥皂剧、酒吧里的狂欢、各种低级的文化产品,帮助工人暂时忘记烦恼和痛苦,麻痹他们的神经,使他们忘掉自己的主体性。资本从生产、文化、娱乐等等方面生产出与资本自身需求相适应的片面的个体;资本的统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把个人变成极度脆弱的个体,使他们被局限在各种感性、物化和异化的状态之中。齐泽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分析,就是以一种后现代主义逻辑为基础的。他认为无产阶级是一种接近绝对空无的主体,一种被剥夺了实体的主体,这种主体丧失了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种丧失了任何肯定性内容的主体,只剩下纯粹的否定性。齐泽克利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无产阶级所剩的只有死亡驱力,这种死亡驱力作为纯粹的否定性,作为革命行动的动力,维持着主体对现存秩序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后现代主义固然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异化,但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因为看不到社会生产者阶级作为社会联合劳动者的阶级属性,看不到阶级主体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力量和希望,就只能极力把个人的批判绝对化,极力夸张个体受压抑的深度和反叛的程度。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情景跟后现代主义所描述的是有相当距离的,孤立个人的反叛从来没有真正触动过社会的根基。后现代主义在其激进的描述中所遗失的正是个人被资本联合为社会联合劳动者这一事实,正是社会联合劳动者才具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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