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所言，活动于20世纪上半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主要论点与关怀，与1999年在西雅图及2000年在布拉格上街游行示威的反对者一致”①，至今仍未过时。然而，时间行至2010年代，在全球格局动荡与日益增长的普遍不安中，敏感的政治学者们愈发表现出对波兰尼更多的兴趣，尤其是身处巨变之中的中国的研究者。 一、波兰尼及其解释者 波兰尼于1944年出版《大转型》一书，意在重现欧洲文明百年变迁的复杂线索。波兰尼以历史主义、实在主义的温和视角阐述“脱嵌”和“双重运动”，有力地驳斥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演绎。波兰尼的主要论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19世纪之前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嵌入”(embedded)在整体社会关系之中的，“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②。换言之，波兰尼通过对经济史的追溯认为，经济并非是天然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由此，波兰尼从起点上质疑了自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开始、经由无数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建构出的流行理论：即所谓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经济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系统，经济与社会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经济能够凌驾于社会之上。 第二，在19世纪以后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机器大生产和自由经济的观念建构导致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产生，伴随这一浪潮，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被要求变成商品，市场不但开始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也逐渐主导了人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导致“脱嵌”(disembedded)及市场社会的形成。从斯密到哈耶克，再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用大量的篇幅从学理上反复论证自发市场秩序，并在表面上令人信服。然而，波兰尼揭示了，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脱嵌”过程并非自发产生，“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③；另一方面，干预行动在领域上的广泛、在速度上的迅捷、在意识形态背景上的多元性等特征，足以表明它们完全是自发产生的。 第三，西方社会由此开始经历长达百年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一边是市场的扩张，另一边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反向运动则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商品虚拟化，于是这些反对措施表现为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干预主义”④。 尽管被认为抱有浓厚的怀古主义及“虚假乐观主义”⑤倾向，但波兰尼的分析揭示出“19世纪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⑥，引发20世纪上半叶灾难的“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⑦。从1880年到1930年的半个世纪，市场对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社会的反向抵制导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迫使美国采取“罗斯福新政”，并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一个建立在乌托邦设想上的自律性市场的发展被社会的应激性的自我保护和战争所遏止。 进入21世纪以来，波兰尼一再被重提，斯蒂格利茨等人对《大转型》高度赞誉，认为“有些书是挥之不去”的。2010年前后，加雷斯·戴尔(Gareth Dale)等人撰写的系统评述波兰尼思想的著作和波兰尼的传记陆续出版⑧，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研究所(Karl Polany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则定期举办卡尔·波兰尼全球经济研讨会，回应当下问题。当然，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 就中国而言，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理论界经历了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冲击”，2010年前后则迎来了一波“波兰尼热”。 不得不说，直到今天，对波兰尼的分析与理解多数仍然流于表面化、脸谱化及二元割裂。所谓表面化，是指这种分析习惯于抛开波兰尼所处的时代及其所致力于回应的时代命题，仅就文字的片段和当代的语境去解读波兰尼，泛泛而谈其价值和意义，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将“大转型”视作“市场社会造成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间关系错位的局面”⑨并引申开去，而罔视波兰尼1940年代在反思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反向运动”的语境下论及“大转型”的深意。所谓脸谱化，则是指这种分析在表面化理解的基础上，往往又粗疏地为其贴上“反自律性市场”的片面标识，如以下观点：“对市场经济弊端和当代自由主义市场崇拜理论，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这样几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市场失灵论、市场缺陷论与波兰尼的市场乌托邦批判理论。”⑩因此，将波兰尼化约为“批判市场乌托邦”、“主张干预”而加以赞扬或驳斥的观点屡见不鲜。进而，所谓二元割裂，即指要么用经济自由主义的立论批判波兰尼的分析，要么以“批判市场乌托邦”、“主张干预”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谈及中国，就流于要么赞扬波兰尼以支持中国进行的实践，要么批评波兰尼以指责中国陷入了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