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0)01-0073-11 历史政治学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引起了学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对于这个学术创新的现代思想资源，笔者曾提出双重源头的说法，从梁启超代表的现代中国政治学发端到钱穆系统阐述的中国政治学论衡，初步勾勒了历史政治学可以从现代学术传统中汲取哪些资源、借鉴何种教训。①另外，关于历史政治学的学术议程，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初步探讨和展望。②这些讨论，为这个新生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历史政治学的出现，背后其实是政治学界多个学术谱系在某种共同问题意识下的汇流激荡。当代西方学术领域内历史制度主义、比较历史分析与历史社会学对于社会科学之历史维度的强调，以及这一进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启发，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的西学缘起。这一面与西学前沿发展关系紧密，也较能引起学者关注。而历史政治学的中学缘起，牵涉到相关学术领域的危机与反思，还未得到认真清理。本文致力于追问，历史政治学何以可能，如何展开？透过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检讨，笔者希望能够对历史政治学的具体推进提供一个启发性视角。 一、从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到历史政治学：范式转移的契机 笔者曾以新启蒙主义政治学来定位现代中国政治学的精神基调。受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其定向在于以西方晚近三四百年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模式为人类现代理想的唯一出路，也以此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进行评判指引。③这一基本取向在政治学不同领域表现方式和程度不一，对于学科理论基础的塑形发挥了长期深刻的影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由于现实政治不满而衍生的文化和历史虚无论，不幸成为新启蒙主义政治学的精神胎记，也构成现代转型过程中不断发作的病灶。在这种时代冲力下，现代中国的政治学可以面向西方，面向未来，有强劲的现代自觉和学习勇气，但是缺乏健全的历史意识和传统自觉，更谈不上独立的文明精神。换言之，新启蒙主义政治学认定，中国的历史传统无助于国家的现代转型，主要发挥了阻碍和破坏的消极作用。至多，在现代转型方案中，它们属于边缘性的、配料性的因素，主要贡献在于促动引进西方现代模式的价值、理念和制度。 在这种学术基调下，我们可以俯瞰政治学领域内各具体学科的相对发展。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或被归为中外政治制度)自然以追踪西学潮流为尚，无论此潮流是古典，还是新派、后现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也是在以现代西学为模板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下加以推进。这里的中国政治，以当下现实政治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却往往是在西方现代政治学的思维体系下来建构自己的分析架构与议程体系，从利益分析、权力权利到政体、政党、社会组织、民主转型、法治、国家治理等等。 不可否认，这样的政治学建构在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突显国家建设以应对世界挑战，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实践挑战的紧迫性、转型过程的艰难和漫长，很容易使我们形成对于问题解决资源的某种迷思，即新启蒙主义对于现代性的一元主义执念。源出于西方具体时空下的政治学被推崇为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这使得一元主义的僭妄尤其具有遮蔽性。轻视政治经验源生于历史的传统正当性，极易造成各种理论教条支配下的启蒙迷思，这一思维偏至在现代中国政治学中是影响深远的。折射到具体领域，最显尴尬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我们看到，自这两个领域形成之日起，就是在这种一元主义现代性的评判标准下被支配、被宰制。这一点，无论是在现代政治学创建者梁启超那里，还是在对于传统持有同情理解态度的知识分子萧公权、牟宗三那里，表现得都十分清晰。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习，在消极意义上展现为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在积极意义上则是对于具有某种现代性意味的传统因子的艰难发掘。④在这种来自他者的一元主义现代性标准的审视下，研究对象的价值，无疑是轻微的，甚或是危险的。这种狐疑态度的极致，是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对其加以严肃知识探究之必要性的否认。民国时期，钱穆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艰难、萧公权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所遭到的非难，是这一智识心态的典型折射。⑤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教学与科研，已经成为政治学领域的洼地、绝港。人们发现，似乎难以在这些学术领域的知识贡献与政治学的实质进展之间寻找到具有启发性的关联，其知识产出既难以在政治学其他领域获得拓展转换，也难以在政治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如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社会学)确立属于政治学特有的学术贡献与尊严。相映成趣，西方政治思想史等领域伴随西学引进的一波又一波浪潮，形成持久的吸引力，与政治学其他领域之间也能够连接成各种知识循环，与社会改革的不断号召之间也隐然形成长期连绵的呼应。无论是各种时髦主义的风云变幻，还是晚近以政治哲学为名的西学教诲，似乎造就了政治学的云端高地。 “洼地”与“高地”的奇特格局，并不能客观反映中国与西方政治传统资源的实力对比，毋宁说更体现出新启蒙主义政治学中一元主义思维的根深蒂固。历史政治学的出现，是对这种执念的解魅和克服。人类现代世界的开拓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和道路，就如同人类历史文明的构建本就各自不同，各有短长。应当认识到，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时空实践属性，天然地警惕某种一元主义的教条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