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形象地指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们都几乎着魔似地追求不朽；它们的国民不仅希望而且热烈地相信这种组织会永存于世。”①但从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看，在超大规模领土空间里形成的大一统帝国都有自我瓦解的倾向，要么因强人去世而快速分崩离析，要么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走向实质上的分封制度，并且在大一统体制瓦解后也很少能恢复重建。中国的大一统体制既能对超大规模国家实现长期的有效治理，而且在大一统国家被打破后也能够恢复重建，展现了独特的国家韧性，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凭借大一统体制的相对稳定，“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②。 首先，中国的国家韧性并不来自独特的自然禀赋。从自然条件上看，古代中国的治理难度并不亚于统合整个欧洲。“皇帝的诏书派人骑马送到广东、云南、中亚和东北这些中国边境地区通常要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西欧范围内的任何距离都远。”③其次，中国的国家韧性也不来自大一统的教会。诸如基督教会和伊斯兰教会等追求普世信仰的大一统教会试图以信仰团结民众，他们不仅维护了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其自身的生命力甚至远超过世俗的国家。中国虽以儒家学说为尊，但儒学是强调世俗生活的道德哲学，并非宗教。而且道教、佛教也在中国社会上长期流行。因而中国并不存在一统民众精神世界的宗教，更不用说大一统教会的存在了。与世界其他地区政治单位的长期碎片化相比，中国大一统体制的稳定显得尤为特殊。在超大规模空间中实现有效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都呈指数上涨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韧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正如汉学家费正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长期形成的统一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已在社会上确立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着手。中国国家被看作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整个生活方式与统一的帝国密不可分”④。“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一个文化实体，自古以来，只有中国的文明得以存活至今。自孔夫子的时代起，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帝国纷纷衰落消失了，而中国却继续进化。”⑤本文拟从中国文化与国家紧密结合的结构性特征入手，试图揭示古代王朝国家是如何利用教化的手段弥合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之间的张力，并成功塑造了大规模治理下的国家韧性。 大一统国家对教化的内在性需求 自从秦代正式确立了皇帝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形式后，大一统体制经过汉代的巩固基本定型并在几千年间不断发展完善。尽管后世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有所变化，但其中央集权和科层制官僚的内核未变，也即“百代皆行秦政法”。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体制实现了大规模领土和人口范围上的权力一统、制度一统和文化一统。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其他大帝国大多实行间接统治的制度，从皇帝到封臣，每一个统治层级都有自己的附庸。因而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下中央集权、科层化组织的特征，以及大一统体制在古代中国的成功，让一些学者称古代中国为“早熟国家”⑥，甚至是行政体系上的“现代国家”⑦。 集权性、科层化的大一统体制在中国的成功并不是一种必然。不论从疆域还是人口来看，古代中国都属于超大规模的国家。广阔的疆域与巨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更高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复杂性，这与大一统体制形成了天然的张力。首先，皇权和代理皇帝权威的官僚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这一方面导致治理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个人能力与私德，另一方面也在皇帝及其代理人中形成了委托-代理难题。其次，由于行政资源有限，大一统体制下的科层制链条只下探到县一级，大一统国家缺乏在县以下的正式存在。国家在基层中可能处于悬浮状态。最后，在广袤的疆域范围内，各地风土人情各异。但大一统的制度、风俗和文化却不会在时空范围内自动扩展，多元的地方文化和认同可能与大一统体制相冲突。“问题并不在于国家在名义上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如果缺乏一个实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国家即使在名义上不搞分封制，贵族化倾向亦可迅速使官僚演变为贵族领主，从而导致封建统一国家的分裂。”⑧ 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韦伯等人仅仅关注到了中国文官体系的工具主义价值，却忽视了其中具有目的性的儒家意念。⑨集权性、科层化的大一统体制并不是实现大规模治理的充分条件。秦朝的短命历史与汉初的“七国之乱”都表明，大一统体制如果没有凝聚民心的文化认同作支撑是很难长期维系的。“秦王朝的短命，绝非单纯为秦始皇的暴政所致，其最根本的缺陷在于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一个能使国家与社会得以协调起来的基础。”⑩汉武帝刘彻继位后，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既要避免重蹈秦朝推行暴政导致短命的覆辙，又不能步前朝奉行黄老之学推行“无为而治”而引发“七国之乱”的后尘。为了巩固大一统体制，汉武帝除了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改制措施，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外，就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大一统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推行教化以巩固儒家伦理价值。力主独尊儒学的董仲舒总结道：“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11) 教化是将道德、文化与教育相结合的治理手段。通过教化，大一统王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得以彰显和推广。秦朝书写文字的统一为大一统体制提供了交流的载体。“所有的中国王朝大部分都在这种统一的书写文字中管理他们的行政事务……书写文字的统一是政治集权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样，单一书写文字克服了多种语言之间的交流不便。由于帝国的行政管理依赖于书面交流，单一的书写文字显示出了决定性的优势。”(12)如果说，秦朝统一书写文字为不同族群的交流提供了媒介，那么，汉朝“独尊儒术”则是赋予统一的书写文字以特定的内容，把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转化为一种国家意志，从而把文字转化成一种文化权力、一种治理手段，为实施“以德治国”创造了政治条件。而教化的实施又为政治秩序的维系奠定了思想统一的基础，成为凝聚民心、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儒家学说国家化的第一次辉煌时期便由此开始了。”(13)虽然教化的具体内容会随时代发展而有所调整，但王朝国家推行教化的决心和努力并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