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20)01-0001-07 一、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教育理论话语 因为住得很近的缘故，笔者经常到长沙市河西渔人码头散步，偶尔也作为食客参与其中。天气晴好的夜晚，靠着河边摆开的餐桌，慕名而来的食客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品尝着鲜辣口味虾，个别粗犷型的男人，脱掉上衣，一边高声划拳，一边大口喝酒，旁边还有几个吆喝助兴的。不仅如此，卖唱的歌手不停地弹唱，中间还有儿童坐着游乐的电瓶车，还有往来看热闹的游客。这些景象真的是应了诗人卞之琳名诗《断章》所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观看者，同时又是他人的风景。 如果你愿意入乡随俗，在外面随意坐下，和朋友痛快吃喝，在欣赏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作为风景的一部分，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如果坐在外面，一个个都规规矩矩，安安静静，也许十分和谐而有秩序，却少了很多生命的趣味。当然，如果你不喜欢热闹，或需要安静，可以到房间里，里间的包厢可以提供私密的聚会。自然，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光着膀子喝酒要比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坐在房间里浅酌要粗野，但站在生命立场而言，两者之间实际上很难分出高下，正如尼采笔下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各有所长。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而且需要学习文明的喝酒的方式，但当我们把自己过去的一切习俗都抛开，转过来选择一种彬彬有礼的喝酒方式，那我们的生活世界将会是多么的无趣，甚至喝酒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这在有意无意之中体现了一种重要的融合性发展理念，也即以具有中国传统意味，同时又彰显现代公共理念的方式来应对公共秩序与私人领域的边界，并且又使得两者之间没有截然区分，让个性与共性相互融通，相得益彰。正如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自然演进而又不乏博弈生成的生活世界，无疑提示了当今中国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与路径。换言之，人们现实生存方式的变迁走在了我们理论思考的前面。 这提示我们究竟如何在融入现代理念的同时，充分地面对既有的生活方式，尊重历史文化与习俗传统，而不是把抽象个人主观想象加之于现实之上。从个体人生而言，每个人的人生总是充满了偶然性，我们可以在偶然性之中欲求普遍性，但实际上我们不可能真正达成普遍性。理性是至关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理性还需要信念/信仰的支撑。这意味着我们立足于知识世界的理性探究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探究却不可以简单地加之于现实。这里实际上涉及人文学者的生存姿态，用《中庸》的说法，我们需要“极高明而道中庸”。学者当然需要以学术为志业，学术必须讲求理性审度与理智秩序，不能信口开河，随意道来。但学术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生活，为了人民的福祉。这意味着任何冷峻的学术背后，依然是对人民幸福生活的深度关怀。我们何以能关怀于现实而非抽象之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路径，就是能对现实之人民的生活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同情。 这里涉及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教育理论的问题。我们今天需要虚心向西方学习，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西方学术话语是否就真的超越了西方背景而都是出于人类生活的阿基米德点？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读懂了西方？个体表达总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集体无意识是自我表达的重要背景。换言之，思想家的表达是一种有意识，但这种有意识的表达往往深深地植根于思想家背后的无意识之中。所谓集体无意识，实际上就是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形塑的、融会在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性行为习惯，其基本内涵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稳定的文化价值理念的积淀。这意味着当我们阅读西方思想家思想的时候，不仅仅是学习思想家们的思想表述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努力进入思想家背后作为族群之集体无意识的深远脉络，以更真切地理解思想者的内在思想理路。如果我们只关注了思想家的话语本身，实际上我们对西方思想的了解就难免停留在表层。当我们不经反思或未经深度地反思借助西方人文学术话语来套用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就真的拥有了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学术勇气？我们学习西方人文学术话语，一方面是直接而踏踏实实地研习西方思想家的思想本身；另一方面是研读西方思想家如何深度地进入西方社会的内在问题，进而开启思考人类相关问题的可能性。我们对西方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深度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踏踏实实地阅读西方，阅读西方思想家如何从自身的特殊性境遇出发而达成对普遍性的追求。与此同时，我们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在读懂西方的过程中切实地理解我们自身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学习西方人文学术，除了直接性的学习借鉴，更重要的其实是学习如何深度地进入我们自身的问题，进而从我们自身的问题出发敞开通往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可能性。唯其如此，我们的人文学术才可能真正贡献于人类；否则，我们始终都难免亦步亦趋，拾人牙慧。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表明：“我们在理解时不可能不带有理解的意图，也就是说，不可能不带有让什么东西向我们诉说的意图。……在理解活动的一开始，就有一种对意义的预期引导着我们的理解努力。”[1]由于人的历史存在的连续性，人在进行理解时离不开作为理解起点的“前理解”结果，也即离不开语言、经验、记忆、传统等因素。“先见”或“偏见”不仅使得理解成为可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就构成我们的存在本身。“‘前理解’既然是个人与历史文化的一种存在上的承继关系，是个人无法拒绝的东西，它当然无可避免地包含有历史沿袭下来的‘先见’——先于个人理解的历史文化。”[2]这意味着任何知识话语的产生总是离不开自身独特的背景，也即离不开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相应的生存方式。换言之，尽管人类有着追求普遍性知识的冲动，但任何知识话语总是或多或少地隐含着某种偏见。当伽达默尔提出偏见在理解中的合法性之时，实际上是提示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见而生活着，每个人都带着他全部的人生进行思考；偏见不只是一种见解，实际上它植根于我们的生存方式，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