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愈是深化发展，教育改革愈是深度推进，教育评价的作用愈是突显。之所以强调教育评价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其制约着整个教育改革进程的效率和实施的效度，以及整个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质量，更因其预测、导向、激励、发展等多重功能作用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1]教育评价已然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主要瓶颈之一，因而教育评价改革迫在眉睫。然而，教育评价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对其探讨和研究不应止于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考试改革、教育评价改革进程中科学化和价值选择等细枝末节的问题，更需要一种宏观整体的全息把握。是什么在推动着教育评价改革？又是什么在阻碍着教育评价改革？只有理清这些，教育评价改革该何去何从才会更加清晰明朗。本文拟从宏观整体的视角理论分析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依据和外部动因，以及检视现实实践中教育评价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与困境，进而提出接下来教育评价改革的可能路向。 一、教育评价改革依据与动因的理论分析 人们目前对于教育评价改革的倾向性认识是常将其视为教育改革的基本前提，在实践领域则表现为仅就教育评价的改革而改革，这不仅易造成教育评价改革与教育内部其他方面改革的割裂和冲突，也易使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这种偏执的认识盖源于鲜有研究对教育评价改革的依据与动因进行深度追问，从而未能厘清教育评价改革的缘由及源流。教育评价改革从来都不是为了简单的顺应时代潮流和附和教育发展的需要，而是有其内在依据与动因。 (一)多类主体在教育评价活动中多层的交互作用是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依据 评价就是评价主体对由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的运动变化的状况及其结果的认识。[2]其中，对于由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的把握，既不能仅仅就价值客体作孤立的考察和反映，也不能对价值主体作单独的考验和反思，而是应如实且动态地把握和考察价值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与结果。同样，把握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即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相互作用形成的价值关系)之间的评价关系亦是如此。教育的价值主体是在一定的教育价值关系中通过一定的教育实践活动，来满足和实现自身的需要及利益的个人、群体、机构、社会等。教育的价值客体则是整个教育，具体可为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或教育设计、教育开发、教育实施、教育结果。多元的教育价值主体和多样的教育价值客体在多层面上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教育价值关系。同理，多类的教育评价主体与复杂的教育评价客体在多样的教育价值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着多层次的交互作用，并形成了一定复杂的评价关系。从而，教育评价主体、教育价值主体、教育价值客体在不同的教育评价活动、情景以及实践中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着。这种交互作用不仅是教育评价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和评价关系的前提，也是构成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依据。快速发展的社会促使教育活动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地得到拓展，相应的，内在于教育评价实践中的评价主体、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在不同层面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评价关系、价值关系也在不断地变更与革新，这从教育评价内部促使教育评价具有要求改革的需求和变革的属性。换言之，教育评价改革是改革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势和人的发展需求，对教育评价进行内省、优化和革新的过程。因而，多类主体在教育评价活动中多层的交互作用，不仅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内在依据，也从教育评价内部不断地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一定的内源性动力与支持。 (二)教育评价育人的本质要求是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动力 任何一种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育人的真谛，彰显教育育人的价值，接近教育育人的本质。教育即生长的本质认为，教育的真谛不单是使新生一代适应当前的环境，还要养成他们继续不停地适应那向着未来而迅速发展的广大世界和日新月异的民主社会。[3]教育即人的灵魂的教育，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4]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认为，所有的教育都是自我教育，教育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从身体到精神的双向交流，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目的是让人区别于机器、保持人性。[5]结合以上教育的真谛和本质来看，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教育改革的内在价值具有高度一致性，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立德树人，更有效地培育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更顺利地实现人全面而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心灵的成长，从而使人能够成为具有承担引领社会变革和创新发展责任与使命的人，且具有适应、理解和影响未来思维和能力的人。就目前而言，现代的教育评价实践受制于强功利性的评价哲学和超工具主义的评价思维的影响，不断地将课程活动和师生推向功利化和工具化的境地。这不仅造成教育评价活动陷于保守主义的泥沼，限制教育评价的健康发展和优化创新，也使教育评价和人才培育相互脱轨与对立，严重压抑人的生命活力和弱化人的生存价值。这种强调甄别筛选、控制管理的教育评价与其育人的本质是相悖离的。教育评价的目的与本质，因其评价自身引导力量的生发和激励，而应始终致力于引人向真、向善、向美。由此，这种引人向上的育人力量，从根本上推动现代教育评价的改革。 (三)技术变革和人文教育复兴的推波助澜是教育评价改革的主要驱动 伴随计算机、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发展，智能化的万物互联成为新时代典型特征。[6]技术的变革加速了知识的更迭与创新，倒逼了人在教育活动中自觉能动性的增强和创造力的提升，而人在教育活动中的自觉能动性越强、创造力越强，教育选择和教育创新的可能性范围越大，则教育评价及其改革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就愈加重要。同时，技术的变革也强化了教育发展及改革的复杂多变性、风险难测性，而面对驾驭复杂多变的教育发展及改革系统的挑战及可能遭遇的风险，赋予基于理性认知和人文精神的教育评价之于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要素进行及时预知、调整及更新就愈加有意义。以技术的变革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时代，必然需要人们通过教育评价对所作的教育政策、教育设计、教育活动、教育结果等进行价值判断，并对整个教育评价活动做出慎重的反思，从而为科学的教育预判、教育选择和教育实践等提供价值引领和支撑。这既是教育评价改革的应然追求，也是教育评价改革的主要驱动之一。此外，技术的变革对于教育评价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教育评价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将其置于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泥沼的危机境地。因而，以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7]使基础和宗旨的人文主义教育逐渐得到重视和复兴，并成为现代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前进方向。人文主义教育的复兴启示着与教育发展相匹配的教育评价改革必然需要关照和坚持人文向度，对于人文向度的追求也必然驱动教育评价的改革。总言之，教育评价改革既要避免走向崇尚技术理性的偏激路线，也要防止走向过于人文理性的激进路线，而是应走向在技术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张力之中深度融合的中间路线。技术的变革和人文教育的复兴就像两架并驾齐驱的马车，共同驱动教育评价改革行走在科学与艺术、技术与人文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