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被提上了战略性的日程。与其他学科的概念相比，中国情境下政党研究话语建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甚。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形态、制度传统与执政模式，与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有鲜明差异，难以用既有的西方政党理论加以阐释；另一方面，不论是推进现实政党发展还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都需要建构更具科学性、学理性和通约性的中国政党话语体系及政党学科体系。因此，如何平衡一般性与特殊性、政治性与学理性、普适性与国别性的关系，是建构中国政党话语体系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实现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解析中国政党研究话语必要性以及中国执政党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并结合近年来相关研究的理论进展，尝试建构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 一、为什么要建构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理论上的自信和学术话语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动摇和打破了世人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开始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反思”。①如何突破被西方理论所框定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扎根中国国情、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自信的理论体系，不仅成为国内社科界孜孜以求的学术担当，也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被作为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思想基础。相比之下，长期以来，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常常处于学术与政对立的张力之下，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凡是“讲政治”的政党研究，往往与执政党的文件与政策高度重合，成为文件的复读机；而凡是“讲学术”的政党研究，又常常“不接地气”，成为阐释西方话语的注脚。甚至，这一主题的研究还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分野，被贴上不同政治立场的标签：左与右，中与西，自由与保守，等等。而西方学界对中国政党的称谓，常常带有标签性的话语殖民色彩，比如列宁主义政党、极权型政党、民粹共产主义政党、主导型政党、一党制等。 那么，在学术性与政治性要求貌似不可调和的背景下，是否需要建构中国政党研究的话语体系？笔者认为，不论是从中国政党学科的建设，提升政党研究对现实政治的贡献，还是从加强中国政党的国际比较而言，都需要重新审视和建构兼具学术性和本土性的中国政党话语体系。 一是构建中国政党学科体系的需要。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共学、党建学、政党学、党史学的呼声日盛，研究者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撰写系列论文，强调这一学科构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原则性。政党学科建设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新设一门独立学科的范畴，被视为巩固党的长期执政、推动党建科学化的重要支撑；②甚至还上升至增强政党自信、构筑中国共产党“世界话语”的现实需要。③然而，深入探究不难发现，当前学术界所倡导的“中共学”或者党建学，还大多停留在建构意义和应然价值的层面，还尚未深入到学科概念、学科分支、课程设置、培养体系等具体内容，而实际上后者更为重要。任何一个学科的构建，不仅需要有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和学术培养(本硕博)体系，还需要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就中国政党学科而言，要在核心概念、主要定律和基本理论上达成共识，并与其他相近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等有明显的界分。这一话语体系不仅是学科研究的门槛，也是学术共同体构建、讨论和对话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情境下政党学科的构建，首先是要对于中国政党政治现象有着大体学术共识和基本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应当适度区别于党的政策文件和制度文本，应当是对现实政党运行的理论抽象。 二是提升对现实政党发展贡献的需要。理论的价值在于对复杂现象的解释与普遍规律的归纳。对于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既需要基于理论宣传层面的政策阐释，也需要偏向探究因果规律的学理分析。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类研究的区分并不鲜明。虽然政策话语与理论话语并非不可兼容，但理论话语有一些必备要件：内涵明确；可操作性；对研究对象的涵盖、提炼和抽象，话语与对象的转换，从而从对象的细节中超脱，实现一定程度的典型模式研究；等等。由于过分突出“政治正确”，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政策诠释和论证层面，以及在政策阐释基础上的附带性学理分析。而严谨的学理性分析要求研究者转变研究立场，将学术与政治适度分离，理论研究与政策诠释适度区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要治理超过9000万党员的大党，又要治理1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还要在国际竞争格局中保持相对优势，其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压力十分巨大，“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④基于实然层面的发展变化、问题与挑战，对基层与组织深入调研，运用更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适应与革新等进行深入的学理探究，进而在更高层面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是中国学者的应有责任。 三是进行比较政党研究的需要。从比较研究的立场出发，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政党问题的研究需要构建一套可以与国际学术界通约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讨论，往往放在地区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的框架下，形成了固化的理论框架，比如威权主义、列宁主义、极权主义、民粹主义等，这些理论框架多是在拉美、东亚、苏东等政治模式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成的。换言之，西方学界把中国政党政治作为既有理论的试验品，而非从中国情境中产生的原创理论框架；对中国了解较为深入的学者，至多会在这些理论前加上各类形容词。比如，裴宜理使用“革命威权主义”描述改革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又有机地继承了“革命传统”，包括对政治精英的遴选任用，国家动员式的民众参与以及对红色基地的发掘，等等。⑤李磊提出“分权化威权主义”，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成功推进经济分权改革的同时又避免对其政治权威的侵蚀，其秘诀在于对地方干部的有效管理和控制。⑥曾锐生用“协商式列宁主义”来表述中国共产党将列宁主义控制机制与其他创新的结合，包括政党至上、党和国家治理改革、政党回应性、发展经济、民族主义等，上述结合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的秘诀。⑦黎安友用“韧性威权主义”一词，从权力继承、精英选拔、官僚分化、政治参与四个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制度化，以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⑧尽管前缀形容词有所差异，但上述研究均分享着一个共同假设，即将中国政党政治置于威权主义、列宁主义等“非西方民主”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