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七十年艺术学理论①发展历程，可以说其理论形态是以一种新方向、新观念与跨学科领域交互作用而获得的历史进步。尤其是理论视阈的扩大与学术分量的提升，既有历史维度交织出的厚重，更有新中国七十年雨露滋润浇灌出的丰硕成果。七十年来，艺术学理论为我们阐释新中国艺术领域全方位的革新提供了鲜明的佐证，并构成指导新中国艺术实践的新观念和新视角。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艺术学理论更是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更加注重对艺术现实问题的探究与指导，突出艺术学理论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与此同时，相对于整个七十年艺术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革，艺术学理论也从“为艺术而艺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局域性认识中，转向更加宏阔而内涵更为丰富的认知广角，并以参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名义赋予其理论研究新使命，即在推进文艺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同时，关注起艺术与政治、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艺术与经济、艺术与管理等多元领域的构成关系，其理论思辨也越发新颖，努力寻找符合现实主义意义的艺术学理论阐释依据。总体而言，以新中国七十年历史来看，艺术学理论为丰富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作出了重要贡献，推进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使我们获得对艺术世界的全方位解读，有了历史的、当代的、中国的和世界的认知视野，并远超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在融合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设与建构起对艺术史论、艺术批评、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及艺术产业诸多领域的全新理解。本文力求围绕新中国七十年艺术学理论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典型时段，勾勒出历史沿革的崭新风貌，探求新中国艺术学理论发展的史学新意义。 一、新方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学理论新观念的酝酿 1949年7月2日，新中国诞生前夕，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毛泽东莅临会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样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②毛泽东以饱含热情的欢迎词迎接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革命与进步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在会上，毛泽东宣示了新时代、新文艺、新方向，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向着发展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目标而迈进。 就历史进程而言，新中国文艺新方向，毫无疑问是缘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奠定新中国文艺新方向的基石，也是新中国新文艺的“前史”。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中，毛泽东集中阐发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实现全民族的动员，因此《讲话》联系“五四”以来文艺革命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规定了一系列文艺革命路线、方针、政策，还解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发展源与流的嬗变以及文艺工作的开展如何从普及到提高，它为解放区乃至新中国文艺发展开辟了新纪元③。而1949年7月2日于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具有历史性的界碑意义，是划分我国文艺运动“现代”和“当代”的分水岭，为新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确立了航向④。 归纳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领域的现实状况，正可谓是新中国艺术学理论建构初期的景象，其主要特征有四：一是表现在与文艺革命的结缘上，以此为起点探索与酝酿社会主义新艺术的发展方向；二是表现在全面介入广泛的文艺革命领域，成为奠定社会主义新文艺观的重要基础；三是表现在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全盘引入与接收，致使“苏俄文艺理论”模式成为一个时期我国艺术学理论建构的参照系；四是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推行，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文艺创作指导思想。很显然，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十七年中，艺术学理论与文艺革命融合探索与更新观念的重要历史进程中的典型片段。 1.与文艺革命结缘，探索新艺术的发展方向 以历史语境审视新中国初期的文艺革命，主要是以最大化的文艺批判形式建构起来的。贯穿于此时期文坛和艺坛上的文艺革命，有着文艺与政治结缘的特定历史背景，其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的展开，宗旨就是一个，要解决文艺领域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整个思想文化、文艺发展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自然，这也成为确立文艺革命的理论依据。用周扬的话说：“文学艺术是对广大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人民民主革命教育的有力武器之一。两年以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极广泛的传播。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文艺与工农兵群众达到了进一步的结合……文艺工作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⑤并且，这种结缘又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从属性”，即“文艺从属于政治”；二是“服务性”，即“文艺为政治服务”⑥，这两个特点其实均源自“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被引申为“文艺为政治服务”。如是看来，这两个特点以至形成的两个“口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际，因不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方才终结，转变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并确定这“二为”方向是“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重新确立了“发扬文艺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等文艺政策⑦。 众所周知，自延安整风以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两个口号的接续提出，不论如何描述都反映出历史语境中特有的文艺革命的强劲势头。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过“三次文化批判运动”⑧使之得到进一步的确立，而这“三次文化批判运动”均与文化与艺术领域继续推动“文艺革命”息息相关。客观说来，其主观愿望的初衷，是对一段时间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对文艺革命不同的思想认识进行统一，处理好党对文艺的领导及对文艺界思想的改造。然而，这“三次文化批判运动”采取的“左”的批判方式所造成的危害值得反思，尤其是对待文化领域中出现的不同意见和不同认识，不应该以大规模的批判形式，特别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