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可认知性与德育课程的形态:兼论儿童公共参与

作 者:

作者简介:
严开宏,教育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南京 211171

原文出处: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道德是否可教,不同的道德理论可认知性各不相同,因而要求不同的德育课程形态。弱认知的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强调通过善的实现活动养成德性,因而可以从活动课程的意义上构建学校的公共活动;非认知的杜威共同体主义伦理学主张通过学校的共同生活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因而可以从隐蔽课程的意义上营造学校公共文化的道德氛围;强认知的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学说将公正观念看作是道德的核心,因而可以从研究性课程的意义上拓展学校公共治理的空间。增加儿童参与的积极性、广泛性和真实性是不同德育课程形态的共同要求,儿童公共参与建构了学校和班级生活的公共性。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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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课程缺乏实效性是道德教育广受诟病的重要原因。道德教育重要,但是德育课程低效,人们质疑通过这种专门的方式、直接地传递道德要求的德育课程是否能够培养出具有好品格的人。然而,如果道德不能直接地教,那么一个好人是怎样成为好人的?

      道德或美德①的可教性乃是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它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有专门的德育教师在专门的德育课上努力地“教”孩子道德,但能否以及怎样才能成功地“教会”孩子道德、培育出好品格?也就是作为任务的“教”和作为成就的“教”是不同的。②其次,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道德的可教性问题并不是指道德难教,而是人们普遍认为道德不是教出来的,因为道德似乎不是知识,甚至道德要求以及美德本身缺乏可认知性,那么,一个要求(以及行为)何以是道德的?一种品质(以及情感)何以能被称作美德?因此,道德的可教性问题就和道德的可认知性这一道德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联系起来了。再次,它是儿童成长的历史生态问题。传统社会里,儿童通过大量的日常参与学习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和价值,道德的可教性似乎不成为问题,德育成功之教的难题反映了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儿童参与的缺失状态:“学校教育的发达同时意味着对学生时间的大量挤占,这造成了学生生活经验的单调、偏颇、虚假等问题”。③从儿童史上看,儿童参与和学校教育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现象,伴随着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的扩张,不仅儿童日常生活的参与在减少,而且学校生活的公共性也在衰落。今天的孩子们比之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儿童都要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学习和协作培养(家庭围绕孩子的学业而安排的校外辅导)上,但无论是分数导向的应试教育,还是兴趣、个性导向的“博放教育”,④都是个人主义的,人们更在意的是个人的利益和私人的情感。道德教育是公共生活的品格养成,没有公共参与,便不会有公共品格,儿童参与公共生活的缺失导致专门的德育课程中“非参与”的认知学习⑤难以获得成功。因此我们需要从儿童公共参与的视角,考察德育课程可能之形态。

      本文由考察“德”(道德理论)的差异而论述“育”(道德教育)的形态。首先回到“美德是否可教”这个古老的道德教育哲学问题,跟随苏格拉底探讨道德与知识的关联;进而从道德的认知内涵——可认知性上分析与道德教育关系密切的三种经典道德理论;在此基础上,分别阐述德育课程的形态及其中蕴含的儿童公共参与:实现活动、共同生活和自主探究,在学校教育情境中,这些参与方式构成了学校—班级公共生活中的品格养成。成功的道德教育并不取决于分科形态的专门德育课程,而是取决于通过儿童参与而建构的公共生活,建设基于公共生活的德育课程,学校道德教育才能焕发生命活力。

      一、道德、知识与可教性

      道德教育和道德理论密不可分,最显著体现了二者间紧密关联的是道德的可教性问题。柏拉图的早期对话《普罗泰戈拉篇》就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记述了苏格拉底和当时最负盛名的智术师普罗泰戈拉之间的对话,对话从美德是否可教入手,重点辩论了美德的整体性问题,并延伸出知识道德论和情感道德论的争论。⑥整篇对话虽然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但展现的两点分歧对于我们理解道德可教性问题的要旨很重要。第一,关于道德的本质。普罗泰戈拉认为各种美德是相异的多,善是相对的,道德没有普遍的标准,主张道德相对主义。苏格拉底则认为各种美德具有共同性,人的理智本性使得美德能够统一起来,因而存在着确定性的、普遍的道德标准,这就是西方道德哲学中道德理性主义的源头。第二,关于道德的可教性。普罗泰戈拉认为美德是可教的,同时又认为美德不是知识,而是约定俗成的。苏格拉底则认为美德是知识,但同时他又怀疑美德是可教的。可见,美德是不是知识和美德是否可教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知识”和“可教”的含义,而这正是《美诺篇》的主要内容。

      《美诺篇》⑦是柏拉图的中期对话,延续了《普罗泰戈拉篇》的话题,但在“知识”和“可教”上得出了肯定的结果。美德和知识的关系是隐藏在这场对话中的主题,⑧柏拉图(或者说是对话中的苏格拉底)通过认识论的视角探讨了什么是知识、怎样获得知识,从而回答了美德可教性问题。该篇对话将认知问题放在了如此突出的位置,乃至于陈康先生认为“全篇的中心在认识问题,不在道德问题,因为贯穿全篇的是认识问题”。⑨何以说是贯穿?《美诺篇》在对话的前、中、后三个部分层层递进,将道德引向知识,将可教性引向认知。

      认识就是从“多”中寻求“一”。对话伊始,美诺询问苏格拉底,美德是怎样获得的:传授?锻炼?还是既不能教,也不能练,而是人本来就有的?这个问题被概括为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连美德“本身”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美德是否可教呢?于是,问题转到讨论美德是什么,也就是美德的定义。当美诺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美德后,苏格拉底纠正他:“各种品德虽然很多,而且多种多样,却共有一个同一的型,正是由于这个型,它们才都是品德。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的人要密切注意这个型,就是:品德本身是什么。”⑩可见,定义是认识的基础,寻求定义就是寻求“型”(相);认识就是从“多”中求出“一”来,“一”就是“多”的“型”,就是知识。所以道德知识不是我知道什么行为是道德的,或者哪种品质是好的,而是把握了一切道德要求之为道德、一切美德之为美德的共同的性质。那么,这种关于型的知识是怎样获得、又是否能传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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