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特别说明：按照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香港、澳门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港澳台投资不属于外商投资，但港澳作为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一直在中国大陆经济统计中被视同为外资，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也参照《外商投资法》。为了与现行统计口径相符，本文如无特殊说明，外资统计数据均含港澳台地区对内地投资。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一跃成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创造了人口大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资政策探索和改革开放之后不断调整的外资政策，是大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逐步开放基础上引进和利用外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重要经验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利用外资进行过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外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正是中国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信守“入世”承诺、维护包括WTO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表现。外商对我国投资区域和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长，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在此背后，是中国经济治理方式和外资管理体制的不断优化。外资与中国本土经济成分互融共生的发展过程，是中国构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由之路。利用外资方式的创新和外资政策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中产业分工地位的变化。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世界经济在跨国公司的牵引下有相互融合的内在需要，同时，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博弈加剧，“逆全球化”在短期内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握新时代引进外资工作的主线，使外资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和世界经济合作新秩序的构建，是重要的时代命题。对中国引进外资7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经验教训中获得启示，明晰未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向和路径。 二、新中国利用外资的演进历程与阶段特征 从外资政策的转变和引资金额的增长来看，中国引进外资经历了4个大的阶段。这4个阶段在引进外资的内外部条件、必要性和主要目标、引进的主要对象以及引进外资的主要方式和领域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引进外资70年的演进历程，嵌入于国际政治态势演变的大背景中，受到大国关系演化的制约和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成为外资政策调整的里程碑，此后，外资政策主要受中国自主制度选择和经济发展现实需要的牵引。70年引进外资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从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探索过程。 (一)1949～1978年：引进外资的初步探索和曲折发展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外资政策和引进外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受外部环境制约和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与外部经济体的联系非常微弱，引进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非常有限。 1.制度背景与演化逻辑 (1)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对利用外资持积极态度。通过历史分析可知，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对利用外资持务实积极的态度。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及要吸引华侨回国投资，以及吸引外资以促进国内建设。1938年年底，毛泽东与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谈话中谈到：“战争以后，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交通和运输方面①。”中共七大前后，党对引进外资的态度更加明确。当时，党内对战后引进外资必要性的认识是很客观的。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②。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引进外资的目的是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并且预言“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巨大的”。1946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明确提出要“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③。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是错误的”，提出要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交流④。可见，在当时中共对和平建国抱有希望的情况下，对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是持欢迎态度的。但在当时国内政权还未建立、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共所能动员的外资几乎仅限于侨资。 (2)新中国成立后，外资受国际政治格局和理论认识偏误影响渐趋消失。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和美国对中共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冷战格局的存在，导致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最终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张旭东，2008)。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断深化对外资作用的认识，在党内逐步形成了有效利用外资的共识，但现实的政策选择不得不服从于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约束。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同日本友人交谈时提出，应该学习各个民族的长处，包括向日本学习，“甚至想去美国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一下，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⑤。1956年4月，周恩来同新西兰友人谈话时明确指出，“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自己闭关，而是美国要关住我们，不让我们同各国往来”(裴坚章，1994)。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我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走入误区，在意识形态和实践层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这导致外资在中国逐渐消失。“一五”计划期间，虽然在理论认识上通常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但实践中仍然允许市场中少部分自由生产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经济思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自由市场是对国家计划进行补充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这一思想和中共八大的重要决议并未执行下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经济建设脱离了基本价值规律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社会被理想化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自由市场和外资生存的土壤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