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西方需要我们从其双重性来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如英美主流自由主义的理论表达那样，它带有崇高的自由民主理念，也有令人羡慕的先进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有贪得无厌的一面，可以具体地见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实际，也可以见于其全球化主义。 社会科学的两大主要理论和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似乎主要仅强调其单一面。西方理论的影响是如此之强大，即便是在受害于现代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同样似乎只能偏重某一面。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其近现代史中，一再从一端转向另一端，似乎不可能同时考虑到其双重性。先是清政府对其的(逐层)拒绝，后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其的模仿；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再度拒绝，再到如今的改革时期的再度试图借鉴。而现代西方的实际区别于其本身主流和反主流的表达，理论和意识形态，从来都是双重性的。 区分西方的英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其历史实际，我们才可能跳出凭借其建构的理想化理论的陷阱来认识现当代中国，也才可能通过对比现代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实践来认识两者在建立现代国力，以及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同路径。如此，才能够建立一个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想象一个超出现有西方主流理论范围的未来。那既是认识中国实际的关键，也是设想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长远道路的关键。 现代西方的双重历史事实与中国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一)现代西方的双重历史事实 我们可以先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进入讨论。亚当·斯密在1776年针对其前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提出，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贸易，包括城乡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抽象地说，甲地能够较便宜地生产某产品A(后人将其更精准地表述为，由于其“资源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乙地则需要花较高的成本，但在产品B方面则正好相反，两地交换无疑对双方都有利，可以使两地都降低其产品A和B的总成本和价格，促进经济整体中的分工、效率和增长。据此，斯密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②重商主义理论则认为，贸易逆差的国家会受损，而顺差的国家受益(由于获得更多金银，能够建立强大的军队)，因此必须凭借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促使贸易逆差最小化、顺差最大化，亦即如今反全球化的新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这无疑是失之片面的。 亚当·斯密的目的是要为市场经济争得其自由发展的空间，认为它会导致全球经济体的广泛增长。当然，他没有可能预见到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全球的实际，更不可能预见到如今的全球化经济实际。全球化固然有推进贸易双方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主要由发达国家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凭借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得更高利润，并在不平等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双方国际交易之中占据交易利益的大头的一面。 如今，跨国公司的贪婪行为已经不仅来自于一小撮人或公司，而是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整体的运作逻辑。一个(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的股值，才是主宰公司管理人员行为的真正“老板”。一个公司的股价和股值主要取决于其营业的利润率：一般来说，公司的利润率越高，其股价对收益的比率也越高。这是因为，股票评估专业人士一般都会根据一个公司近年的利润率来预测其前景，由此直接影响到购买股票者的抉择，进而影响到公司的股价和股值。苹果公司作为目前全球股值第一大上市公司，便是至为“典型”的例子。它通过中国台湾地区的富士康公司来雇佣超过百万的廉价劳动力，为其在中国特别是在郑州和深圳进行手机零件的生产和装配。如今，仅郑州35万员工的富士康厂便生产苹果公司iPhone总数的一半。如此，苹果公司可以凭借富士康公司所能接受的较低利润率——一般约7％来降低其产品的劳动成本，而中国地方政府则为了属地的发展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激励，包括免税或减税、基础设施、贷款、低成本劳动力等。苹果公司自身主要集中于利润率最高的设计和销售两端——不止30％。因此，苹果公司占据了全球智能手机行业90％的利润(即便在手机销售的总数量上仅占12％)，凭此获得了令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羡慕的高利润率、股价和股值。③ 正因为如此，它被绝大多数的股票分析专家们评为最好的股票，能够让购买者获得较高额的回报，由此成为众多基金组织和千千万万私人投资者最想拥有的股票之一，转而促使股价及其股价相对利润的比例持续上升。股价和股值进而成为对公司管理人员表现评估至为关键的一个标准。如今，这样的逻辑已不简单是任何个人或一小撮人或公司恶意为之的后果，而是一个被人们视作超巨型金融市场无可辩驳的制度化基本运作逻辑。在那样的制度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乃是理所当然的事。④2019年8月19日，由192位美国大公司执行总裁组成的“商业圆桌”(Business Roundtable)组织发表了具有其中181位总裁署名的声明，一反其1997年以来明文定下的总原则，即公司应该“以其(股票)拥有者的回报为主要目的”(简称“股东至上”)，指出公司还应该考虑到客户、员工、供货商、社区等利益。⑤毋庸说，真正的改革尚待将来。⑥ 正是“股东至上”的运作宗旨，促使跨国公司执行许多不顾劳动者利益的举措，包括雇佣外国廉价劳动(“外包”)而威胁到本国人民的就业机会的后果；跨国农业公司会不顾其产品的可能毒性而尽力推销；跨国制药公司会无视患者(尤其是贫穷国家的患者)的生死而尽量提高其所发明的药品的价格。此类行为是同一逻辑所导致的后果，也是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全球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