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4-0059-13 政治理论与政治理论家的主要贡献到底在于合理解释、准确预测还是深刻影响了现实世界，这固然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但毋庸置疑，正是20世纪末那场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政治浪潮，推动着一批具备“与时俱进”敏锐性的理论家及其学说走向前台。也正是自那时起，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字，及其“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1]1的“历史终结论”的经典论断，开始进入中国理论工作者的视野，并一度成为引发一系列激烈论战的导火索。然而，福山叙事的有趣之处还远不止此。在“历史终结论”最初雏形的诞生以来的二十余年间，当上一波“福山热”的涟漪尚未完全消散之时，以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为核心议题的新一轮“福山冲击”又再度袭来。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连续性地引入福山叙事，中国理论界获得了一组近距离观摩西方同行“如何思考、如何论证”的学习契机，与此同时，福山叙事的变迁及其中国共鸣，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后冷战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图景。有鉴于此，系统地考察福山叙事的变化，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其充满反思性意味的讨论对象，进而为最终超越这一叙事奠定坚实的理性认识基础。 一、自新与修正：福山叙事的变迁 众所周知，中国理论界的“福山热”始于“精确预测”的“历史终结论”所带来的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叙事引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西概念对接方面的障碍却给学人们平添了一些额外的困扰，使得一些针对“历史终结”概念的正反意见更多地流于中国语境下的意气之争。不过，随着人们开始更加冷静地审阅福山的思想体系，时至今日，对于“历史终结论”的一些共识性认识已逐渐指向其原意，即黑格尔“普遍历史”意义上的“历史终结”，用福山本人更为通俗明了的解释就是，通过提供“力图把人类社会的基础从激情转换为更加安全的欲望”[1]377的现代自由主义制度方案，自由民主的普世性价值与制度将最终迎来其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前景。 然而，时隔二十多年后，无论当初的福山持有何等黑格尔“正统继承人”的自觉，现实的历史进展仍然宣布，福山的理论雄心与其理论解释力之间的平衡还是被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现实所无情地“终结”了。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的“第三波”及存在争议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并没有按照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设想的最初剧本顺利上演，相反，挟“历史终结论”1.0版本之威的自由民主模式的扩张，在有限地解决了部分“转型社会问题”的同时，显然带来了更多、也更为棘手的民主化后遗症。在对这种政治现象的反思性解释中，“民主失败”“民主崩溃”等问题热度一度飙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聚焦于政治参与和竞争性指标的民主化模式存在着某种先天的缺陷。在这场许诺“种下龙种”，但所有人都能发现收获物更接近于跳蚤的悲剧中，作为最初吹响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号角者之一的福山，并没有采取以缄口不言来默认失败的对策，而是积极地投身于一种晚期托勒密式的修正努力中，于是，福山叙事的2.0篇章也随之应运而生，并为中国学人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性争论提供了新的谈资。但在凭借这些谈资阐发己见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来系统地归纳一下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秩序”的福山叙事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历史终结论”运用方式的微调 作为一种对流变现实的主动回应，福山在其新论中明显有意对其“历史终结”论断的预测功能保持了克制态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他没有轻易做出实质意义上的自我否定，①“历史终结论”仍然构成了福山人类政治前景元叙事的历史哲学基础。但这并不代表福山没有付出与时俱进的努力。事实上，福山希望将人们的关注点从“历史终结论”过程与结果简单对应的逻辑上转移开。他告诉我们：“这20年以来，民主让很多人失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是我们对于为什么民主政府会滋生腐败，不能有效地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2]这一提法的前半段令我们不由得联想到米歇尔斯的一段类似的文学化表述：“民主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它总是在同一浅滩中断，但总能得到更新。这种艰难跋涉的场景既让人鼓舞，同时却又令人沮丧。”[3]通过如此这般的解构尝试，自由民主制度对于历史的终结不再被视为一个即时发生的事实，福山也就成功地把“历史终结论”从直面短时段历史挑战的第一个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并为其预留了充分的转圜时空。同样，这一提法后半段的意义也不仅限于倡导用一种更具“建构性”的思维来探讨民主建设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直接关涉福山叙事在问题意识转向方面发生的又一项重大变化，即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好民主”来替代了“我们是否需要民主”的讨论。 (二)对“历史终结者”的实践检讨 当我们回顾福山叙事的最初版本时，其实不难发现，与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者类似，至少在操作性的层面上，福山并未讳言民主政体面临的内部挑战，他曾坦言：“不要天真地赞美民主，也不要回避民主的缺失，这样对民主未必有所助益。”[1]326他也在假设自由民主已经成功战胜一切外在竞争对手的前提下，仍然发出了如下疑问：“自由民主体制内部是否有更深刻的不满之源，生活于其中是否真正令人‘满足’？”[1]326我们不难发现，90年代的福山并没有在源头上堵死21世纪的福山为现实中的自由民主描绘出一幅“并不完美”肖像的通道。因此，顺理成章的，福山将大量篇幅留给了对后冷战时代“自由民主终结历史”现实进程的“检讨”环节，进而为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好民主”的问题准备了作为反面教材的靶标。 这一系列检讨主要由两个彼此呼应的部分有机构成：对后发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检讨+对自由民主制度在发达国家经历的“衰弱”的检讨。对于前一个方面的结果，近10年来的西方理论界显然已经不再表现得像冷战结束之初那样信心满满了。在由连绵不绝的西亚北非战火、无孔不入、此起彼伏的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与之互为因果的大范围治理危机所织就的后冷战世界图景中，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乐观设想的“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民主成为现实”路径规划的权威性逐渐衰减，而其更系统的“民主转型范式”也被认为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正如托马斯·卡罗瑟斯所意识到的那样：被扔进“转型范式概念锅”中的近100个国家大多都进入了“政治灰色地带”，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宣告了转型范式五个基本假设的失效。[4]而致力于研究如何巩固“第三波民主化成果”的戴蒙德也不得不承认，根据民主巩固的标准，“新生民主国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较为脆弱的。②理所当然的，曾经积极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的福山也对这一现实感到疑惑和遗憾。但福山显然既不打算把这种后果完全归咎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推的“民主化”进程本身，同时，他也无意站在“自由民主是否是唯一合理选项”的问题点上进行颠覆性的反思。那么，作为替代的，就只能是为这种民主失败寻找一个基于失败国家内因的解释。在阿尔蒙德和戴蒙德那里，问题的要害在于“政治文化”与“市民社会”，而在亨廷顿与福山这里，矛盾的症结则被归为“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总体上看，尽管福山仍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在推广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新挑战主要是源于其“不完全执行”方面的问题，但在制度运行的现实层面上，福山还是部分地回归到其导师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提出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悖论”的思路上，承认自由民主制度与政治稳定间存在着某种非正相关性关系的可能。比如，他曾指出：“过早引入民主制会鼓励庇护主义，如今的强国大多在建立现代政府之后才实行民主制，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这种顺序。”[5]正如上文所述，这一问题导向型的叙事变化是福山总体理论固有弹性的合理反映。同样的，在折射于第二个方面的检讨中时，我们也会再次看到用逻辑上一以贯之的解释框架包容不同类型国家民主衰败现象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