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09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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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专注于共同体善业的政治学是时代性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学。在政治学说史中,总是有各种冠以“新政治学”、“新政治学科”之说,其实就是为了回答时代性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如何回应时代性问题?政治学又有观念学的特性,无论是政治实践者还是著书立说者,都不是“自然人”,脑海中都已经形成特定的观念,因此,时代性政治学总是免不了观念之争乃至政治理论争论。但是,时代性和观念性的政治学,说到底是为了解决“在地性”问题。这其实是政治学的“主体性”身份,这就离不开本国本地的社会条件而形成政策方案或者建构政治理论,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偏离这一传统而招致的政治灾难在世界政治史上不胜枚举。因此,政治学首先是“本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治国理政学说。这一立场意味着地方性经验不仅可以产生地方性知识,还应该产生基于地方经验的政治学方法论。这是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改革开放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学学科,40年来,其学科建制和研究主题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刚刚恢复的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可谓“政治体制改革学”,目标是现代化和民主,关键词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和废除终身制等,这一时期大量的现代化研究被介绍到国内。到了90年代,政治学开始走向学科建制化,并发生了分野,其中一个方向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被系统地译介到国内;另一个方向是研究转型,从宏大问题关怀转向基层政治调研,形成了堪称学派性质的“华中学派”。到了21世纪头10年,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是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之后,研究的重点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已经有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不再赘述。①

       本文重点要阐述的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组成部分的政治学,在文明互鉴中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而依然能够坚守阵地并逐步发展壮大,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政治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学科的政治学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时代性问题,并因其扎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大地之上,享有无与伦比的知识资源和智慧源泉,进而为形成“以中国为方法”②的中国政治学提供了可能。

       一、在文明互鉴中成长的政治学:建构民主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不但是管理体制上的学习创新,还意味着思想文化上的文明互鉴。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只有政治意识形态而无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理论随着开放政策蜂拥而至。在政治学理论方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传播的主要是现代化理论,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被大量译介到国内,21世纪流行的则是基于民主理论的治理理论。西方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的流行总是晚10年左右。在西方政治学理论脉络中,流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研究,是国家建设理论体系,即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模式和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的问题。到了80年代,政治发展理论开始衰落并让位于民主化理论,其实这是对国家建设理论的简单化,即把民主化视为国家建设的全部。到了90年代,伴随着民主化研究的推进,强调个体权利的治理理论又开始流行。可以认为,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依然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延伸。

       这些一波又一波概念新鲜的理论,在一定时间内曾使国人应接不暇,真伪莫辨。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长期空档,中国人对大行其道的政治发展理论、民主理论等,多是编译和传播,少有自主性研究。但到了21世纪,接受过系统社会科学训练的中国学人,面对新概念新理论,开始有能力与之对话,并在批判性研究中建立起与民主理论相关的自主性话语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对民主、治理、合法性等民主理论“家族概念”的反思与建构上。民主家族概念的流行事实上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评价标准,因此有无自主性概念兹事体大。

       民主理论。民主是中国人的百年追求,10年“文革”的教训更让中国人体会到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民主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在这些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上,当时的中国政治学并没有答案。中国人的这种追求碰上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苏联在民主化浪潮中翻船,“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自由主义民主被视为人类最终、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作翻译在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完成,90年代则以译介新自由主义作品为主,很多学人的民主观深受其影响乃至被重新塑造。具体而言,自由主义民主的奠基者熊彼特、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的民主作品被系统翻译出来,中国学人也毫不吝啬地引用和运用他们的观点。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的统计,1990-2015年,引用熊彼特观点的论文有8305篇(其中包括经济学的引用),引用罗伯特·达尔的论文1279篇,引用萨托利的3104篇。③引用他们当然主要是为了研究民主问题。同一时期,以论文主题计算,“民主化”13312篇,“公民社会”5900篇,“自由民主”1960篇,“选举民主”1195篇,“民主转型”567篇,“民主巩固”151篇。④由此可见这些作者在中国政治学界的影响力和指向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化研究的热度。

       什么是自由主义民主呢?简单地说,熊彼特将人民民主置换为“选举式民主”,民主从此从人民主权的实质民主变成以选举为中心的程序民主。沿着“熊彼特民主”命题,萨托利根据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在语义学上缜密论证了选举式民主,认为有竞争性选举才是民主,否则就不是民主;达尔则主要围绕自由和选举两大要素,提出自由主义民主的7大标准。几代民主理论家完成了民主等于选举、选举就是民主的“选举式民主”的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诸如“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干脆以个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两个标准建立起衡量国家好坏的“自由之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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