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与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

作者简介:
叶澜(1941- ),女,祖籍福建南安,生于上海,中国“新基础教育”研究与“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始人和持续领导者,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论及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上海 200062;罗雯瑶,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苏州 215021;庞庆举(1975- ),女,山东临沂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研究员,“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基础教育改革和儿童教育研究,E-mail:tree2002@126.com。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国的教育学自诞生就带着“引进情结”。叶澜教授致力于从“教育学中国化”到“建立中国教育学”的事业,在30余年的持续研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双向互动的基础上,努力改变教育学缺乏中国特征、缺乏原创性的状况,并将中国哲学、文化传统融入对“教育”这一教育学基本概念的内涵构建,提出“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中国式表达。她认为,教育对于个体生命的最高价值,在于培育生命之自觉。中国教育学的建设需要研究者在中外比较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影响有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发扬传统的“践行”精神,扎根中国教育实践,以形成教育学的独特文化个性。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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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9)03-0083-09

       建立中国的教育学,是中国文化在教育学研究领域的追求。从文化传统中寻求教育的根基命脉,构建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教育学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孕育出教育的“生命”?教育又如何与中国文化传统对话?我们以此为主题,对叶澜教授做了专访。

       一、“中国教育学”和教育的中国式表达的提出

       问: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学科的建立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与“传统中断”和“全盘引进”的方式。然而,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两大关系的争论与处理,萦绕了一整个世纪,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您多次说过教育学有着“引进情结”,现在如何来看待早期中国教育学的发展?

       答:中国教育学的“引进情结”,我曾把它比作从娘胎里带来的记号。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教育学,是与20世纪同时降临到中国的。说其是“降临”而不是“诞生”,中国的教育学缺乏“中国特征”、缺乏原创性,只因为教育学由国外“引进”,并非国内自生。教育学学科对中国来讲是外来的,不是内发的。中国“引进”国外教育学的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从封闭的中国变为世界的中国,以及不受列强欺侮的需要。教育学先从日本引进,然后通过英美留学生又从美国引进,解放以后又从苏联引进,改革开放后东方和西方同时引进,导致我们不清楚自己该走什么路。所以我们更该反思自己,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在比较和碰撞之中认清自己的独特价值。

       我在2001年发表的《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1]中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正是因为深感我们太长的时间受国外教育理论左右,连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也受到控制。我们相信存在着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普遍真理,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套用。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但往往把这类不适切归咎于本土“落后”。我们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文化上“移植、复制”西方。这种“复制、移植”似乎成为某种习惯——用中文沿着他人提出的问题与思路,转述别人的思想与结论,却忘掉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中国人的身份作研究”。我在文中提出:中国教育学者建设中国教育学,至少要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以中国的教育实践为重要的研究资源,形成唯有中国学者才能提出的关于教育的见解和理论。

       问: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您如何看教育学发展的“得”?在“教育学中国化”的道路上,我国的教育学人作出了哪些努力?

       答:中国教育学在吸取西方研究的过程中,的确加速了学科的发展,使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得以迅速架构,中国的教育学研究通过对外国教育学的翻译、介绍、述评、编著等过程,“消化吸收”国外成果,随着“引进”对象的更替而多次循环往复,也带来本国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与他国交流意义上的发展。这可看作一种“得”。

       教育学中国化意识的萌发则是从如何将西方的教育学理论用对用好开始,一方面强调要弄清楚国外方法的原理、产生的原因和自身的需要,另一方面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情况。当然,一批学者也意识到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寻教育的命脉,他们主要集中于教育史和教育哲学两个领域。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就有张瑞璠、孙培青等老一辈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中国教育哲学史和思想史作品;丁钢教授是最早从文化角度作出教育专论的,他写过中国佛教教育,对比了儒、佛、道三派的教育;杜成宪教授开创了以“教育概念”为基本单位的中国古代教育研究的先例;等等。21世纪以来,曲阜师范大学开始出版了儒家教育思想系列专著,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教育传统与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浙江大学的中国近代社会教育转型研究,等等,都很有影响,一步步将中国教育学研究推向新的深度。

       问:从“教育学中国化”走向“中国教育学”,您在理论研究中作了哪些思考?

       答: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我自身学术思想发展的过程。1983年我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承担《教育概论》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开始了对教育学基本理论的系统反思,对每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出再构建的尝试。1991年正式出版《教育概论》一书,是五年连续教学不断发现、完善与积淀的结晶,也是我第一次用系统论的思想去解读教育整体的探索过程。如,《教育概论》首次提出了用动态交互作用的思维方式将发展主体本人的生命实践作为影响个体发展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决定性因素,也可能是首次在教育学教材中将“文化与教育”作为一种关系进行解读。

       我在《教育概论》中最大的突破就是将人作为自身发展的一个因素,作为个体发展又可能跃迁到现实层次的关键动因,提出了影响个体发展的“二层次三因素”论。实际上是把人独特生命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彰显出来,指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人,不是物”——强调的是“人是实践的主体”,即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自我生命成长负责。人对自己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人能够策划自己的发展”,形成了对自我发展的自觉。这是我在最初阶段关于生命自觉和内涵“生命·实践”基因的教育学原理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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