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哲学的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佃来,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哲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相对寂寥到不断勃兴、从尝试性探索到多样化推进的发展过程。梳理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可知,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在学术观念的变革和现实社会的变迁中发育、生长、发展、壮大的。这也决定了政治哲学研究只有确立起“中国化”范式并在理论上切实地探索、解答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进程所给出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才能够真正在获得自我奠基的基础上走向成熟。而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要继续彰显其时代使命和生命力,则需要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智慧,同时又需要着力构建本土政治哲学,增强理论自信与学术自信。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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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9)06-0022-09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哲学的一种特定理论形态或介于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交叉性学科方向,政治哲学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相对寂寥到不断勃兴的发展过程,在今天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态势和强劲的生命力,是方兴未艾的热点领域和当仁不让的显学。在70年的历史跨度中回顾、盘点政治哲学的发展,不仅是一项关涉到如何整理学术史的总结性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关涉到如何为未来学术作奠基的准备性工作,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

      一、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1949-1979年)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进行前提性追问和反思的学问,也是中西思想史长河中最悠久的学术支脉之一。我们只要一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施特劳斯、罗尔斯以及孔子、孟子、王阳明等彪炳思想史册的哲学家,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们在政治哲学上的观点及贡献。政治哲学无疑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形式,在思想史的长河中甚至经常扮演着“第一哲学”的角色①。尤其是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发生重大转换的历史时代,政治哲学更是会脱颖而出,发挥着其他形式的理论根本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理说,在这个伟大而独特的历史时期,必然蕴含着一系列需要由政治哲学来回应和回答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政治哲学层面上的理性思考对于这个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政治哲学却始终没有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智识活动,更不可能在此期间产生出有关政治哲学的积极学术成果。比如,在中国知网平台上以政治哲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只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后更名为《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分别于1959、1960、1961、1965年摘译了4篇(条)西方学者有关政治哲学的学术成果和著作信息,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政治哲学研究上的一种真正觉醒。将这个特定的30年界定为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显然是符合事实的。从学科建设的层面上说,政治哲学在这个30年的荒芜与空白应当说不是一个个例,而是表征着一个特定时期的普遍现象,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在这个30年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从学科特质和研究对象来看,政治哲学在这个时期之所以无法从学术上开展出来,又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其中,哲学的知识化阐释,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二三十年,哲学是严格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以两个对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为判断标准来加以确立和发展的。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和判断标准下,不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等哲学的二级学科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教条化的发展道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哲学的知识化。所谓哲学的知识化,即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由其所代表的一般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这四大板块中,被抽象和命定为一些固定不移的知识信条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原则。哲学的知识化使哲学变成了简明扼要的、容易为人们所学习和掌握的东西,但对于哲学思维活动的开展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具体到政治哲学这种特定的哲学思维活动,情况就极其明显。我们可以很确定地指出,从这种知识化的哲学中,是很难生长出实质性的政治哲学来的。之所以存在这个情况,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知识化的哲学中,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遭到了削弱。哲学是一种“思”的事业,反思性是哲学最重要的品格和特质之一。哲学的反思性不是以知识为前提的,而是以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为前提的。理论思维的根基不是知识的确定性,而是思维的辩证性。知识化的哲学虽然也被指称为一种“理论”,但它却由于疏离了思维的辩证性而无法与理论思维发生实质性关联。就此而论,哲学的知识化不仅难以带来哲学的反思性,相反它构成了哲学反思性的一个天然对立面。问题就在于: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品格和特质,也是政治哲学几乎不可或缺的一个根本条件。政治哲学不是一门重在描述的实证性科学,它的根本任务不在于从经验的层面为人们提供关于政治的一般常识,而在于探询政治的前提性问题,如政治制度之设计的理念、社会生活之塑造的目标、权利和义务之分配的原则,如此等等。政治哲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它的理论特质。可以很明确地说,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虽然与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理论哲学相比更接近现实生活,但反思性对于它和形而上学等理论哲学而言,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管是柏拉图还是黑格尔抑或是罗尔斯,其政治哲学都是一种具有深刻反思力的哲学理论,反思性是他们建构各自政治哲学的坚实思维基石。由这个情况可见,在知识化的哲学范式中,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的削弱,几乎同时意味着政治哲学之条件的缺失和政治哲学思维活动的贫乏。哲学的知识化或知识化的哲学之于政治哲学的消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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