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之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中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矛盾 自从80年代初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更加明确，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已成为中国实现发展战略的基本手段。国际市场要素的大量流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与国际市场最为接近的中国沿海地区正在缩小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距离，从而有可能比全国大多数地区提前10至15年进入中等发达水平。但是，这种发展也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诸如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广大内陆省市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等基本要素，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需求，教育科技的发展滞后等等。由国际资金和国际市场带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大部分尚未进入国际市场轨道的内地国有经济之间未能建立起有机的梯度推进。这种二元结构的不稳定性甚至超过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进入国际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沿海地区和由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引导的外向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国内大部分产业和地区的结构调整滞后的制约。因此，中国能否跟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是取决于出口值和外资总量的增长率，而是取决于中国内部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成功与否。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内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素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 矛盾之二：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与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相对不足的矛盾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各国注目的奇迹，年增长率12%以上的速度使我国提前5年完成了到本世纪末GDP翻2番的战略任务。这对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无疑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和外贸增长率都大大高于国内经济增长率，中国在世界贸易大国的排列已经上升到第8位，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世界商品市场所占的份额也明显增加。然而，应当清醒地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仍未摆脱高投入、高耗能的粗放型方式，增长所带来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源和能源的耗费所抵销。我们不得不以很高的增长率来维持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平衡。资源和能源的过量耗费迫使我们动用越来越多的外汇来进口国际资源。这不仅在实际上耗费了宝贵的外贸创汇，而且成为我国国际环境不稳定的诱发因素之一。我国的经济总量越大，这种高增长、高能耗的方式就越难以维持。在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方面，这种粗放型经济的后果也日益显示出来。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的我国出口商品，已经面临着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引起的换汇成本过高，出口企业实际效益偏低并经常面临着反倾销指控。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低，反映了我国出口产业的高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更反映了国内经济结构与国际市场升级换代的不同步。中国成为前10位的贸易大国引起主要贸易伙伴的不安，它们对中国商品设置的种种壁垒以至用“发达国家标准”来施加不平等的市场限制，这些都已成为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的紧张现象。 矛盾之三：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矛盾 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是中国加入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内在动向。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代，一个游离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大国能够取得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不可想象的。从1993年西雅图会议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议程的积极参加者，对APEC在2020年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具有关键作用。中国从80年代中叶以来就一直努力争取恢复在先是关贸总协定(GATT)、后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地位。为此，中国对国内的贸易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以适应世贸组织的要求。同时，中国还在安全领域、司法领域及其他领域参与了国际合作机制，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导弹技术控制协定(MTCR)、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反恐怖和反毒品等机构。中国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意向。但是，当前国际合作机制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确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西方国家的市场利益和安全利益，并且在一定条件上可以用作它们实现战略目的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参加国家合作机制的问题上，西方大国以国际机制的名义干预中国内政的意图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强烈。在中国恢复世贸组织成员国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付出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极高代价，企图使中国国内市场处于“不设防”的境地。在防止导弹和核技术扩散方面，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监视对象加以控制，并动辄使用经济制裁等手段。在人权、环保等领域，西方非政府组织(NGO)不顾中国国情、滥用西方标准，甚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地区安全领域，美日等大国以“中国威胁”为名，鼓励周边国家、甚至台湾参与编织“防止”中国填补权力真空的“网络”。这些事实证明，无论中国的良好愿望如何，参加国际合作机制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主权让渡。在经济领域这种让渡可以同市场利益的交换相结合；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可以导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破坏。如何防止这种机制的消极作用，仍是关系到中国国际环境的重大问题。 矛盾之四：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与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矛盾 中国的统一完整本来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领土的分裂是19世纪中叶以后殖民主义侵略造成的历史后果，这些分裂状态又被冷战时期的帝国主义政策固定下来而变得复杂化了。从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把实现祖国领土统一作为一项神圣使命再次提出，并且用“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赋予这种统一以当代的新内涵。从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开始，中国的统一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被西方敌对势力视为中国“未来霸权”的基础。因此，阻挠中国的统一过程，甚至把已经统一的中国疆域的某些部分重新分裂出去，正在成为西方大国隐蔽的对华战略意图。正是这种战略隐蔽性，才使中国统一的前景出现了一系列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其最重要的策略是把中国的领土分裂状态演化为“国际化”争端，其中包括动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实现台湾的政治实体地位、提升对台湾的双边半官方或官方关系，以保护人权、宗教自由和民主自决的理由来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集团，甚至企图用国内立法的形式把中国的分裂状态合法化永久化，等等。由于中国人民在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问题上绝无妥协的余地，在必要时将不惜代价地加以维护，因此在中国统一大业和国际势力插手分裂状态之间蕴藏着冲突和对抗的危险性。这种潜在的危险一旦转变为现实，就会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整体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灾难性后果。正是基于对这种危险前景的估计，中国政府和人民才对分裂状态永久化和国际化的趋向保持高度警惕并坚持绝不退让的立场，其实际效果是保持了国际和平环境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