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贸易开放度和投资不稳定性问题的思考

      一，Assaf Razin等学者的主要研究观点分析

      Assaf Razin指出经济可能会在乐观的预期，有利的贸易条件，投资繁荣与不利的贸易条件，投资萧条之间震荡。而且这些震荡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可能性比在发达国家要高，因为发展中国家一般会有更高的投资准备成本。这可能会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工业国家贸易条件过多的变动性。

      根据学者近30年的研究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非常明显的高变动性。对这些差距的传统解释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受包括很多大宗出口物品的价格影响(比如咖啡，可可等)，这些出口商品是在偏好资产的世界市场上进行贸易的，其价格传统上都变动很大；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交通设施，通讯实施，一般都不完善，又缺乏拥有技术并熟练的劳动力。因此这些国家的公司在投资的时候，不得不产生一个培训员工的相对较高的准备成本，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准备成本等等。这些较高的准备成本传导导致了贸易均衡的多样性，也反映出高变动的贸易条件。

      Assaf Razin通过自由贸易的两国模型的数值模拟，得到了多重均衡的图像。该图不仅显示多重均衡的存在，还揭示了出口部门初始投资成本越高，均衡价格范围越大，最初状况是较低的(初始成本)下的一个均衡状态。均衡价格的范围就是对贸易条件波动性的衡量。该图说明了发达国家初始成本越低，贸易条件波动性越小。反之发展中国家初始成本越高，贸易条件波动性越大。

      

      贸易开放可能会对投资水平和投资周期行为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贸易开放会导致投资水平的不连续“跳跃”，因为它可能会促发不连续的价格变动和专业化。当存在规模经济时，这样的跳跃就会造成总投资的大量增加。但是贸易开放也可能会导致投资的繁荣—萧条周期(即，多重均衡)，这种情况的背后是自我实现的期望。这样的话，全球化就使经济变得不稳定。经济可能在“乐观的”期望、“良好的”贸易条件和投资繁荣以及“悲观的”期望、“恶劣的”贸易条件和投资萧条之间摆动。而且发展中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这种经济摆动，因为前者尤其会承担更高的投资建立成本。

      二，中国的近年来的贸易开放度与投资现状

      观察中国经济从90年代初期到今天，贸易开放度在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的特点越发显现，以中国对欧盟贸易为例，10年前欧盟对华贸易是盈余，到2002年，欧盟对华贸易赤字是476亿欧元，2003年是555亿欧元，2004年是708亿欧元。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世界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中国制造”的世界地位得到了世界的肯定。

      首先是举世瞩目的工业制品出口量。中国在劳动相对密集、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制造业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2001年起，我国手机、DVD、电脑显示器、光学元件、电动工具、家电等机电产品和服装、鞋、钟表、自行车、摩托车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世界第一。其次，近年来中国财税收入中有50％来自制造业。钢铁、煤炭、水泥、化纤、家电、摩托车、服装在世界市场上有较高份额，例如煤炭为26％，钢铁为16％，水泥为25％。第三，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扶摇直上的发展势头。上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3％左右，中国经济是9％，十年间中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7.4％，共增长了5倍。如果以1990年世界平均工业指数为1，到2000年世界平均指数为1.07，中国在1999年就达到了5.76。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廉价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不像韩国、越南等幅员比较小的国家，一旦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优势很快就跟不上去。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商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数据表明，截至2002年，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有400家(即超过80％)已经进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投资项目2000余个。伴随而来的还有资本、技术和人才。对于外商而言在中国设厂的初始成本较低，不仅有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中央、地方两级政府都会给予土地、能源、税收、基本建设等各方面的优惠措施，大大降低的投资成本。所以上世纪最后10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平稳的投资旺盛周期。应该说世界工厂的定位带来了中国投资的繁荣。

      三，中国贸易与投资开放所引起的争议

      但是国内现在对“世界工厂”的地位有一些异议，有很多人认为我国出口部门基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种类少，档次偏低，附加值低，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低，真正原创和控制的核心技术寥寥无几，因此大多数的利润都被外商赚取。中国应该提升出口部门的科技含量，甚至发展高科技的产业：比如软件开发、生物工程等等。

      目前中国各级政府陷入了一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误区，各地政府纷纷把电子、通信、生物工程列为本地区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大量的资金投向这些产业，优惠政策也随之倾斜；有些企业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不顾自身条件和市场环境，片面地把科技含量的高低放在首位，或者作为惟一衡量标准；各地的高科技园区像当年的经济开发区一样越建越多，赶时髦求政绩，以及产业趋同和重复建设等现象又有所抬头。其结果，发生新一轮的决策失误和经济损失。高科技产业的一大特点是大成本投入。由于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掌握着大部分技术创新资源和市场空间，技术开发的投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竞争常常演变为经济实力的拼搏。再加上技术创新的难度急剧增长，在技术研究开发的前沿，也确实要消耗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例如美国微软公司开发新一代软件要投入10多亿美元，由数千名高级软件人员合作1年—2年。在国外开发一种新药通常得有“双10”条件，即投资10亿美元，历时10年。研制一种新型飞机，也得数十亿美元，10年左右的时间。开发一种新型汽车，也要投入数亿美元，耗时2年—5年。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规模也大幅度攀升。为了解决机电产品没有“中国芯”的问题，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半导体芯片生产基地，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预计投资超过百亿美元才能出来产品。这样的项目，只有动用国家财力，还要引进外资才能实施。可见在高科技领域，无论是从事技术开发，还是组织生产，必须拥有雄厚的财力，进行大成本投入。我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大部分企业远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尤其不具备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可以说，虽然各地兴建了不少高科技园区，但是由于经济实力严重不足，其中一大部分很难真正形成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能力，只能是一个个空壳，最终成为“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