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经典命题“诗可以怨”的题眼是“怨”字。因之，解诠“诗可以怨”命题离不开对“怨”的考察。鉴于“怨”是一种普遍而又潜藏着巨大能量的情感类型，先秦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将其纳入理论视野，遂形成诸子论“怨”的思想谱系。而“以射喻怨”①正是诸子论“怨”思潮中独具特色的一环。无论是孔子的“射有似乎君子”(《礼记·中庸》)②、墨子的“杜伯之鬼射周宣王”(《明鬼下》)③、孟子的“越人关弓而射之”(《告子下》)④、庄子的“游于羿之彀中”(《德充符》)⑤，还是孙膑的“弩之中彀，合于四”(《兵情》)⑥、韩非子的“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难三》)⑦，儒、道、墨、法、兵诸家均用射箭之喻来言说“怨”与“不怨”之理。在“以射喻怨”的总题下，学派的整体思想特色与学者的个人言说智慧如何一一呈现？“以射喻怨”作为公共知识话语的历史依据究竟何在？这一譬喻说理模式，与我们更为熟悉的“诗可以怨”命题又存在怎样的关联？本文将循此线索，勾连先秦两汉思想史中的“以射喻怨”与文论史上的“诗可以怨”，从而为考察“诗可以怨”命题找寻互文本，绘制“辅助线”。 一、从“越人关弓而射之”看孟子对“诗可以怨”命题的诠释 钱钟书曾站在比较诗学的立场上，较早梳理了中国文论及文化传统中的“诗可以怨”，称其为“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和“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⑧。此后，随着陆文虎《原“怨”——释钱钟书的〈诗可以怨〉》、周振甫《诗可以怨》、赵成林《“诗可以怨”源流》⑨等文章相继问世，中国文学批评史里“诗可以怨”命题的承衍线索日益清晰：自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提出“诗可以怨”(《阳货》)⑩命题而后，屈原“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11)、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12)、刘勰“蚌病成珠”(《才略》)(13)、钟嵘“离群托诗以怨”(《诗品序》)(14)、白居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15)、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16)、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17)、李贽“不愤则不作”(《忠义水浒传序》)(18)、金圣叹“怨毒著书”(金批《水浒传》第十八回回首总批)(19)、黄宗羲“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谴谪、讽谕皆是也”(《汪扶晨诗序》)(20)、梁启超“熏、浸、刺、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21)等等论说，共同勾勒出一条代不乏人的言说脉络。相较于上述贴近文学发生论、创作论、鉴赏论、文体论、功用论的相关表述，经学与子学视域中的“诗可以怨”诠释史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孟子·告子下》所载孟子与弟子公孙丑围绕着“《小弁》之怨”与“《凯风》何以不怨”的探讨便是典型一例：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22) 在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里，这段师徒对话多被当作“以意逆志”的佐证材料，遂不在“诗可以怨”专题中论及(23)。以文论家为中心的顺叙书写，固然有利于凸显孟子文论思想的创新性和实践性，而对于“诗可以怨”接受史来说却缺失了重要一环。考虑到孔子只言“诗可以怨”而未论“诗为何可以怨”，于此语义空白，孟子师徒的对话实乃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文献可征的首次“完形填空”。 《论语·阳货》记载的孔子教导是一个反问句加祈使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4)考虑到孔子在更多情况下教授的是“不怨天，不尤人”(《宪问》)(25)、“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26)、“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27)，弟子们恐怕也会产生困惑——诗为何可以怨？诗如何怨？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怨？什么情况下又不可以怨？倘若再结合《论语·里仁》中夫子所言“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8)之“不怨”与《诗·小雅·小弁》中“何辜于天，我罪伊何”(29)之“怨”的尖锐对立，孔门弟子中好学如颜回、直爽如子路者，恐怕会忍不住提问。 相较于《论语》的戛然而止，《孟子·告子下》的多轮问答填补了这一语义空白。大致说来，孟子师徒对话的前半部分围绕着《小弁》之“怨”是否属于“小人之诗”展开，孟子以“亲亲”和“仁”释“怨”，捍卫了“诗可以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后半部分通过对“《凯风》何以不怨”的辨析，孟子又具体以“亲之过”是大是小来为“诗可以怨”确立必要的限度。置入文论史观之，孟子对“怨”之必要性及其限度的论说意义至少有三： 其一，接续孔子“诗可以怨”思想，倡导内心的“诚”而反对外在的“固”。相较于高叟“机械地传述孔子中和思想而丢掉了‘诗可以怨’的传统”(30)，孟子通过“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辨析了“可以怨”和“不可以怨”两种情况，捍卫了“怨”情流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所谓“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31)，这对于纠正当时如高叟一般“固”守“不怨”“无怨”“远怨”主流论说，以致一味“温柔敦厚”而陷入“愚”者，无疑是必要且及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