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作为有机体，这种作品观念早已是老生常谈。无论古代诗学传统，还是现代批评传统，都认为完美的艺术作品应当具有自成一体的品格，因而，有机体历来被视为作品范畴最贴切的意象。当然，从古代诗学到现代批评，这种观念经历了潜移默化的改变。美国学者奥西尼指出：在古代，这一观念涉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有机整体(organic unity)，其内涵较为宽泛；在现代，它则着眼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应当表述为有机形式(organic form)，其内涵更加明确[1]。现代的有机形式论成形于德国观念论和浪漫派美学。在现代批评史上，这种观念经过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中的频繁挪用，自19世纪以来便成为无处不在的文学术语，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韦勒克甚至认为，新批评构成一种新的有机形式主义[2]。 正是在新批评氛围中，有机形式成为经典的作品观念。在这一经典化过程中，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1953)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艾布拉姆斯通过解读《文学生涯》的关键篇章，充分阐明了有机体的生长隐喻与创造性想象力的内在关联[3]。卡勒则进而指出，艾布拉姆斯的研究表明，当代一系列批评观念，包括那些被视为反浪漫主义的观念，实际上早已暗含在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中。概言之，有机形式意味着：诗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诗由此构成另一个世界，在这个自洽的宇宙中，一切矛盾都得到解决；好的诗产生于想象力，而想象力融合了思想与情感诗不在于表意，诗就是其本身[4]。在现代文学话语中，诸如此类的观念早已“日用而不知”。因此，比格尔将有机体并列于天才和静观，确立为资产阶级文学体制的核心观念[5]。当然，自20世纪的先锋派运动以来，特别是在后结构主义用“文本”解构“作品”之后，这个观念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有机体概念的经典化过程也是其抽象化和空洞化的过程。在今天的理解格局中，有机体通常被简单地视为一种隐喻。诚然，有机体向来是重要的哲学隐喻。而艾布拉姆斯也基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认为一切形而上学体系都建立在某种“根本隐喻”之上，仅把有机形式视为一种生物学类推[6]。不过，单纯的隐喻进路容易导致有机体在语义上的空洞化，直至沦为陈词滥调。同时，这种理解进路剥离了有机体概念的语境关联，使之局限于作品范畴。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有机形式首先是由德国浪漫派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批评模式的，而德国浪漫派恰恰立足于自觉的理论追求，把有机体这个生物学概念“转译”到文学艺术乃至社会政治领域，使之成为文化政治话语的基本概念。研究者们(如奥西尼、韦勒克等)为了规避有机体话语所背负的意识形态包袱，往往刻意否认国家有机体思想在浪漫派美学中的构成性地位[7]，但在浪漫派那里，有机形式绝不止于一般的作品范畴，毋宁说，它更构成一种现代性批判话语，其中纠缠着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本文将首先勾勒1800年前后的有机世界图景，进而立足于哲学美学来讨论艺术作品(人工制品)作为有机体(自然产物)的内在逻辑，最后从思想史的视角透视其命意之所向。 一 钟与树：范式转换 现代性及其美学反动，都源于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世界的祛魅过程，是由近代科学革命所开启的、贯穿于启蒙运动(直至今天)的合理化进程。这一进程便构成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方案，其核心特征就是机械论。自科学革命以来，也就是在经院哲学体系垮台之后，机械论取代了目的论在人类精神领域的统治性地位，建立起一幅属于现代的世界图景。在机械论自然观中，物质被抽象为广延，成为可以通过单纯的数学方式加以筹划的对象，世界秩序从而被还原为单纯的力学关系，因而，世界被表象为一台自动机，它不假外力(神)便可以永远自行进行合规律性的运转。钟因之成为最为核心的时代标志——其可计算性、可通晓性和自运动特征，使之成为完美的世界模型。自17世纪中叶以降，机械论解释模式几乎覆盖了所有知识领域，成为启蒙主义话语的主导范式。其精神实质在于，通过计算性的理智和操作性的程序来筹划一切事物。由此，一切事物的个体性和多样性都瓦解于这种均质化的程序中，而古代目的论自然观所包含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被剥离一空。机械论世界图景的纵深处已经潜藏着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的危机，这正是今天所谓“正当性问题”的哲学根由。 在启蒙运动后期，机械论世界图景已经引起德国思想家的普遍不满。狂飙突进的“返魅”主题便是对合理化进程的审美反动。不过，只有在康德展开“第三批判”之后，一种新的世界观范式才开始成形。在这部著作的发生史中有一个虽不起眼但内涵丰富的细节：康德一开始构思的只是一部名为“鉴赏力批判”的著作[8]，但它最终以《判断力批判》的命名出现，这多少表明，康德的致思重心已从审美判断力位移到目的论判断力。黑格尔后来评价道，判断力的理念“一方面为美，一方面为有机的生命；而后者是特别的重要”[9]。美只涉及自然之主观的、形式的合目的性，而有机体指向自然之客观的、质料的合目的性。有机的生命现象为康德提供了一个措置自然之内在合目的性的理论执手。康德借此拓展出一个摆脱了单纯的自然机械作用的思考空间，为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主体与客体，从而也就是自然与自由、知识与信仰、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对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和解方案。 有机体范式首先涉及目的概念。康德将目的定义为“有关一个客体的概念”，它“同时包含有该客体的现实性的根据”[10]。换言之，把一个客体评判为合乎目的的，便意味着这个客体的概念已经先天地规定了该客体当中所包含的一切东西。这个客体的概念，作为整体，预设了诸部分的协调一致，因而该客体便是有组织的。在这里，诸部分只有通过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为可能，因而整体具有优先性。比如，一架机器就是一种异己的理性原因按照整体的表象所造就的产物。而现在，康德的核心旨趣就在于论证，自然产物(尤其是有机体)不是偶然的或盲目的，相反地，它也可以被置于目的因的联结当中，成为反思性判断力的对象。康德由此提出了“自然目的”(Naturzweck)理念——一个事物作为自然目的，就意味着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和结果”[11]。例如一棵树，它不仅在类存在和个体层面，而且在自身部分的层面进行着自我生产。也就是说，它的各部分相互交替地作为自身形式的原因和结果，只有以这种方式构成整体，整体才可能反过来规定部分的形式和关联。有机体的这种结构本质，使它区别于人工制品，因为其内在合目的性不仅表现为部分通过整体而可能，还表现为整体通过部分的自我产生而可能。有机物正是这样的“有组织的和自组织的存在者”[12]，而这种双重特性不可能存在于人工制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