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俗文学、民间文学的恢复：雅、俗、民三元互补，文学有了健全的生命链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在雅文学长足进步的同时，曾一度被打入“另册”受到排拒的民间文学俗文学也迅速得到恢复。 先是民间文学。“文革”刚刚结束，大量关于“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民间笑话便从人民口头喷涌而出：有的鞭笞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有的揭露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真相，有的讽刺他们专横跋扈的丑态，有的嘲笑他们不学无术的愚状，辛辣幽默，入木三分。这一时期，还流行着一些智擒“四人帮”、颂赞老一代革命家大智大勇的“传奇”故事。80年代中期起，重点开始转移，揭露和讽刺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作品日益增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新笑话、谣谚、如《十等公民歌》《新长征歌》、《革命小酒天天醉》等等；此外，也有不少歌颂肃贪兴利为民除害的“清官”、“刑警”的作品。如说某某官员如何清廉刚正、执法如山，有时微服私访，有时公开视察，所到之处，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大快人心，等等。这些作品，由于明白晓畅，爱憎分明，现实感强，有力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常常不胫而走，传播之快，之广，甚至超过书刊报纸，其中优秀之作，真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通俗文学稍后，于80年代初期悄然兴起。由于适应了商品经济下广大民众，尤其是开始活跃起来、紧张起来的市民阶层渴望消闲娱乐的精神需求，很快发展起来、到85年前后形成创作热潮。随之，通俗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书刊地摊上充满了各类这样的刊物，购销两旺。据有关统计，1988年全国通俗刊物达190余种，主要有《今古传奇》、《中国故事》、《中华传奇》、《故事会》、《上海故事》、《传奇故事》、《新聊斋》、《神州传奇》、《传奇文学选刊》、《大众小说》、《通俗小说报》、《章回小说》、《山海经》、以及《文学大观》、《小说世界》等。通俗文学作品，从形式看，既有长篇巨制，又有中篇短篇；从内容看，既有传统的武侠、清官、破案、言情，也有现实商品经济中出现的经济犯罪、以权谋私、金钱崇拜、贩毒走私、车匪路霸、婚姻裂变、“倒爷”曝光，以及刑警侦破、除霸安民等社会关注的热点，还有缉毒反间等国际题材；从作者队伍看，既有专门从事通俗文学写作的作家，也有“客串”尝试的纯文学作家，如冯骥才、柳溪、朱晓平、彭风等。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作品，如《津门大侠霍元甲》、《江湖风云录》、《魔女三劫》等新武侠小说；《忠王李秀成传奇》、《许世友传奇》等新英雄传奇；《刑警队长》、《傍晚敲门的女人》等新侦探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幻小说；《黑色诱惑》、《商海旋涡》、《麻花女》等世态小说。这些作品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在对民众进行历史知识、传统道德、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认识社会人生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恢复和发展，自然有赖于新时期政治的民主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文化生机，但最深刻的根据还在于文学自身。文学是人类精神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任何生命存在，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这规律，只能顺应，不可违背，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文学生命来源于“人”这个伟大的“母体”。它既是“人”的自然的心灵创造，又是“人”不可缺的精神需求，因而必然要随着“人”的发展而演进。从历史角度看，民间文学是文学大家族中诞生最早的一支，它是人类生命过程中吟唱的第一首心灵之歌，是人类精神心理的审美潜能的第一次外射，虽然显得还有些幼稚、粗糙，但天簌自鸣，自然质朴，与人的本性灵犀相通，具有永恒的魅力，成为悠悠历史中奔流飞扬的文学长河的源头。在人类初叶尚无文字的久远时代，民间文学曾经长期地占据着“文学”的全部空间。由于它以最自然朴素的口头语言形式同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最切近的生活和最真实的心理愿望相联系，成为他们最可靠的精神伴侣，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与人民大众“相依为命”，不仅古老的作品世代传颂，同时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又不断地创造出大量新作品。事实表明，无论任何时代，只要人民大众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心理积蓄，又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民间文学便会如同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地生成与流播。通俗文学也是如此。它是掌握了初步文化知识并形成独特审美心理需求的广大市民阶层迫切的精神渴望，也是作为“人学”的文学题中应有之义，是文学生命链中重要的一环。人为的阻扼只能限制于一时，不可能根本改变人生的需要。因此，当新时期政策“开禁”之后，这类文学便如潮水一般，迅速掀起创作热潮，一发而不可收。现实地看，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处于初、中级以下文化程度，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摆脱贫困奔向小康，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他们一方面进行文化消费，同时也参予文化创造。这就决定了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继续存在和发展，进而也就决定了它们与雅文学长期并存、三位一体的文学总格局。 这种文学格局的恢复和确认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使“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宏观上有了全方位的落实。在现实中，“人”并不是单一的抽象概念，他在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显现。由于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素质，不同的心灵情感开发状态，不同的智慧表达方式，不同的精神心理需求，反映到文学上表现为不同的特征、功能、艺术境界，显示出不同的层次或类型，这就是属于下层的民间文学、属于中层的俗文学、属于上层的雅文学。民间文学主要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的形式在全民（尤其是没有文化的基层的民众）中间世代相传，体现着一种不加雕饰的质朴美；通俗文学是由相应的作家用大众化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具有初步文化知识的都市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情趣，具有一种通俗美；雅文学则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一般仅为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者所欣赏，呈一种比较成熟的艺术之美。三种文学共生互补，从不同层面满足着社会的需要，这才真正同“人”的整体实现了全面沟通。其次，它将促使文学观念的调整。传统的文学观向来只把雅文学视为正宗。这里的“雅”，在封建时代指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诗赋词曲，在现、当代则指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如此便把大量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拒之门外。自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之前30年间，这种狭隘的文学观同“左”的思想路线相结合，曾令社会主义文学几近绝境。如今，面对“三位一体”的文学现实，文学理论不能不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放进统一的文学大视野中进行重新考察，对它们的地位、特征、价值及其与雅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作出科学的辩证的阐释，从而在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层次上认识文学的本质，把握其发展规律，形成一种“大文学观”。近些年来，对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分别研究已有相当的成绩，但对三种文学的综合探讨则还相对比较落后，这似乎应进一步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其二，它将推动文学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积极和谐地向前发展。雅、俗、民三位一体的总体格局，使文学本体形成一个富有内在活力的生命系统。三种文学在艺术上虽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别，但共同根源于“民族”的母体，其深层都通连着民族的魂魄，因而也就共同担负着民族精神的传承、发扬、提升的使命，正是这一点把它们聚合在一起。但是三者又非平起平坐。其中雅文学，由于既从其它二者汲取营养，又得益于文化精英的加工和创造，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更为深刻、丰富和成熟的程度，因而居于中心和主导的地位。它的优秀之作，常常作为一个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这样，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它就负有帮助“同伴”不断提高的责任。民间文学，无论其传统形态还是现实形态，都更多地浸润着民族文学和民众心理的原汁原味，包蕴着真实而丰厚和内涵，既是民族文学自然质朴的一支，又是民族文学发展坚实的生命基石。相比之下，通俗文学因为在比较浅表地层次上涉及人的情感和欲求，一方面易于刺激、调动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广泛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也容易越出情理常规，趋俗媚俗，造成大面积负面效应，是民族文学中最活跃而又最不稳定的一支。这就需要积极引导，通过政策、评论、舆论，促使其扬长避短，在民间文学与雅文学之间形成一片广阔的既有统一的民族精神，又有独特审美空间的文学之林。果能如此，雅、俗、民三者之间便构成良性循环，而这正是一个民族文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