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文化建设与文艺繁荣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多次就文化与文艺事业作出部署和发表讲话。近些年来，习近平对于文艺工作的关注更为集中，发表的讲话更为频仍，比较重要的有：2014年10月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2月参加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并发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7年10月在为党的十九大作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列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专节，又就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2019年3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把这些讲话总起来看，可以说，习近平关于文化与文艺的论述，不仅篇幅较多，内容丰厚，而且重点突出，逻辑严密，以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方式，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 习近平的系列文艺讲话，内涵丰富，思想精深，重点与亮点比比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有关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论述，构成三个重点。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优秀作品是文艺的中心工作，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新的文艺群体，文艺要成为中国精神的载体，文艺批评要有激浊扬清的战斗力，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要点，在言简意赅又语重心长的扼要阐发中，体现出习近平对于文艺客观规律的内在深谙与对党领导文艺经验的精到运用，因而既具有理论的穿透性，又具有思想的指引性。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在集中反映文艺自身发展和党领导文艺的两个基本规律和已有经验，凝聚共识的同时，在总体构想与总的布局上具有着强烈的针对性与恢弘的战略性，也即直面新时代的文艺现状，解决新时代的文艺问题，引领新时代的文艺事业。因而，在这些具体的文艺论述中，不断呈现出一些总体性的特征，令人感觉十分突出，印象格外鲜明。如：中华性的本位立场，人民性的价值指向，时代性的问题意识，等等。在这样一些特征元素的相互交织和贯穿其中，使得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顺缕成帷，文艺论述自成系统，而且也显示出自己的独有特色与特殊价值。 一 中华性的本位立场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①习近平在两次文艺讲话中首先强调的这一句话，是中国文艺事业的基本定位，也是中国文艺事业的重要特质。正是基于这种清醒认知与深刻理解，习近平在谈论文艺问题时，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紧紧联系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大计，国家的兴盛与富强的大业，高度强调文艺的重要的引领功能与独特的号角作用，要求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②。这些论述里，反复出现的“中国”一词告诉人们，立足“中国”，书写“中国”，“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是中国文艺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这样的一个把文艺行业纳入民族大业的考量，把文艺写作融入国家大计的认知，在强调文艺的重要地位与功能的同时，实际上也对文艺家的本体定位提出了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所属，确立自己的立场所在。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在谈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时，特别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③在这段重要论述里，有两个关键词与“中国特色”关系甚大，这就是“中华文化立场”和“民族的”首席定语。“中华文化立场”，强调的是文化立场上的主体站位；“民族的”，强调的是文化属性上的族群标记。这两点分别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强化着文化所应葆有的特征与特色。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尤其需要在理论批评和文艺创作中，乃至文艺活动与文艺生活中，突出“中华性”文化立场，彰显“民族性”审美风范。 “中华性”文化立场，包含了出自于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立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依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与精神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又可能体现于文化与文艺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落脚点，以及文化与文艺工作者的眼光、胸襟与情怀。提出“中华性”，强调“中华性”，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中华性”相对应的，是隐含了“西方化”的“全球化”。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由经济到文化日益漫泛的全球化，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良好的契机，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干扰，极大的影响。如在文艺的理论批评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借助于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开放，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两种方式，在思想文化、理论批评等方面，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经典，译介了很多欧美的文化文艺论著。这些立于西方文化立场，出自西方学者思考的学说、观点与观念，有长有短，良莠不齐，而我们的一些文人在借鉴与吸收中又缺少分析与鉴别，同样面对西方的学术与文化，在不同人那里，却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影响，呈现出决然不同的结果。有的作者合理借鉴西方“现代派”文艺元素，使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创作更为宏阔和丰厚；有的作者则对“现代派”一味崇尚，走向了对西方文艺现象的机械模仿。有的学者在学习中辨析，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吐故纳新，学术与文化研究与时俱进；而有的学者则在知识的吮吸中，生吞活剥，迷离恍惚，变成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膜拜者和应声虫。由于思想文化上的“崇洋媚外”倾向与思潮的不断影响和渗透，在理论与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偏向，如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先进文化，在一味靠近中不断叫好；文学研究中把“海外汉学”看成是学界前沿和学术尖端，在“海外汉学”的影响下，对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出现不断高抬非主流文学，一味贬低革命文学的倾向。在文艺理论领域，一度也是在大量引用西方的概念，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分析和论评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从而得出与中国当代文艺不相符合的不实之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的“不能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就是对这种流行性现象的批评，对文化文艺工作者守住中国文化立场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