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9)02-0091-18 1915年夏，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系读书的胡适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发生兴趣，9月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此后，胡适与杜威保持了终身的师生之谊，他声称自己思想深受杜威哲学思想的影响。[1]然而，杜威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更是一位教育学家。胡适留美回国后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启蒙者，当然也是一位教育家。那么，作为教育家的胡适，是否深受作为教育学家的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如果是，他吸收了哪些杜威教育思想？如何吸收的？胡适常被贴上“全盘西化”的标签，他对杜威教育思想是全盘吸收吗？还是有所再造？他的吸收行为在当时的中国语境、特别是杜威访华期间，有何种意义？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说胡适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只与杜威有关，而是鉴于胡适在中国文化、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的光芒多少掩盖了他作为教育家的角色及其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作用。探究这些问题，首先有助于突出他的教育家身份；其次，对于从整体把握胡适对杜威思想的吸收情况有所贡献；最后，在纪念杜威访华百年之际探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再现杜威教育思想在经过重要吸收者这个“中介”之后在当时中国情境中呈现的可能样貌。 对于这些问题，从国内近年的有限研究中虽能获得一些相关解释，但却远远不够具体和深入。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综合述评胡适教育思想及其影响的较多①，微观考察胡适与杜威教育思想交互作用的较少；二是在研究领域上，聚焦胡适在高等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偏多②，涉及更广教育领域的研究欠缺——这一点尤需注意，因为如果要把胡适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联系起来，就不能不把考察视野移向基础教育和大众教育，因为它们构成了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范畴；三是在研究路径上，研究杜威教育思想通过胡适“导入”、“传播”及“影响”中国的多，强调胡适本人“吸收”、“选择”甚至“转化”杜威教育思想的少。这些缺憾从不同层面限制了我们恰当评价胡适在早期民国教育中的角色，更使我们很难看到杜威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情境下的呈现状况。 为此，本文以杜威访华时期为中心，并向前后有所延伸，通过透析具体材料，考察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与转化。此时胡适归国不久，正积极投入输入学理、参与教育改革的运动，杜威访华这一契机大大增加了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系统接触和吸收。本文在方法上试图借鉴“吸收理论”的视角，分析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③在读者和文本的接触中，以往只关注读者是否忠实地理解了原著意义和作者意图，吸收理论则把关注点移向原著对读者和吸收者的适合性和实用性，移向读者、吸收者、解释者和采用者一方的意义建构。以往的一些研究单从知识生产者(地)的立足点出发，考察对吸收地(者)的直接、单向、线性的传播和“影响”。吸收理论的视角认为同样重要的是，需要以知识接收者(地)为立足点，从社会环境、制度系统、经济条件、文化空间、学术思想或重要人物等层面，考察吸收者是否有意吸取和采纳外来新知识。它追溯和强调(不同形式的)文本与(历史情境中)吸收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④因此，本文侧重从思想吸收的表现形式，如演讲、撰述、翻译、运用和讲课等，分析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吸收的不同面向。 一、胡适与杜威访华：台前幕后，费心尽力 在杜威访华一事上，胡适扮演了发起者、推动者和组织者的多重角色。1919年3月28日在日本讲学的杜威给胡适的信函中写道：“你问我能否在中国演讲，这是很荣誉的事。”[2]可见，胡适此前已向杜威发出到中国演讲的邀请。起初，杜威借在日本讲学之机，只是想来华做短期文化考察，顺带作一些演讲；随着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和江苏教育会三方的合力邀请[3]，特别是北大聘请杜威任教的动议，让杜威最终决定在华停留一年(后又续一年)。胡适为杜威任聘北大事宜与校长蔡元培反复沟通，又代蔡元培与哥大校方协商关于准许杜威在北大任职的事宜。直到杜威抵达上海的前一天，即1919年4月29日，蔡元培还写信给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如有复电，即转上，勿念。”[4]5月3日，胡适回函蔡元培：“哥伦比亚大学似尚无回电来。昨晚与梦麟商量，可否请先生商请教育部发一份正式电去。电稿另纸录呈，请先生斟酌施行。”[5]6月22日，胡适又致函蔡元培：“杜威博士的事，最为使我难为情。我五月十二日到京，十三日收到Columbia大学校长Butler先生复先生的去电，说‘杜威给假一年’。十五日又得一电，说‘前电所给假是无薪的假，速复’。两电来后，一个月内，竟无人负责任可以回电；也无人负责任计画杜威的事。袁次长去职后，更无人替我分负责任了。我觉得实在对不起杜威夫妇，更对不起Columbia大学。后来那边又来一电，问何以不复电。(我已用私人名义回电了。六月十七日发)。那时范静生先生到京，我同他商量，他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后来他同尚志学会商定，担任六千元，林宗孟一系的人，也发起了一个‘新学会’；筹款加入。我又和清华学校商量，由他们担任三千元。北京一方面共认杜威。”[6]这些信函表明，杜威终获北大聘任并得到哥大准假一年而不影响其原职，除了有蔡元培的鼎力支持和致电哥大的聘请，主要靠的是胡适台前幕后的工作。他在邀请杜威来华、促成杜威延长在华时间、确定杜威在华正式身份、与杜威所属大学沟通、杜威在华具体工作以及薪酬等重要事项的策划和组织上，左右沟通，前后协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抵达上海，胡适亲往迎接。杜威在杭州和南京短暂停留后于5月31日抵达北京，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外籍专家；这也成为他在华的主要身份。⑤虽然杜威来华事宜由多方共同促成，并且在北大受聘后又在中国多地开展演讲，但从其工作场所和时间来看，他在华的主要工作地点为北京。1919年9月20日，杜威在北大法科大礼堂演讲(胡适翻译)，称大学职务是为新旧文化“做媒”。杜威的系列演讲《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当日在北大开讲，系列演讲《教育哲学》翌日在教育部开讲，直到1920年春结束。1920年4月初至6月底，杜威到南京高师讲学两个半月，并在周边各地讲演。4月22日，杜威收到哥大校长回电，准其延假一年。7月，北大聘请杜威任哲学及教育学教授。10月，北大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1920年秋到1921年夏，他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教育哲学》，在此期间南下短巡演讲。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京赴山东；8月2日，他从青岛离开中国。至此，杜威在华时长两年又三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