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看，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是一种在宏观层面塑造知识图景的认识论。当前，对话语体系的探讨必须走出具体的“语言”，如果仅仅将其理解成言说治理活动的一系列专业性语词，无疑同时缩小了这一概念的所指与能指。正是在走出“语言”的共识上，学者们才成功地廓清了话语体系中蕴含的“史观”“主义”或“哲学”意涵，而不仅仅是某种文化性或地域性的交谈工具。①一个国家的治理话语体系不但包括了空间维度的含义，是地域性经验形成的学术自觉，同时它还包括了时间的含义，是站在某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创造。一个国家的治理话语是它的隐形财富，反映了其社会的主流思想、政治主张和价值判断，尤其是当该话语体系得到他国的广泛认同时，则表现出明显的外溢效应。因此，芝加哥大学的伦纳德·怀特(Leonard White)提出美国肩负着“以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政府的精神对全世界进行教育，并以它的形象进行改造”的使命，希望政府对外输出本国的话语体系以拱卫它的全球霸权地位。②主流的国家治理理论产生了关于治国的正典叙事(Canonical Narration)——所谓“正典”概念最初来自法默尔(David John Farmer)，他在《公共行政的语言》一书中将“正典化”定义为一种现代性的“范式”③，我们这里使用的正典叙事概念指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它拥有自己的话语指向、概念群、制度建构和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环世界。环世界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生物学家雅各布·冯·尤科斯考尔(Jakob von Uexkull)提出的，后被海德格尔和阿甘本等哲学家借用并赋予新的内涵，我们这里使用的环世界概念，指的是被存在者从整全世界中离析出来的、始终包裹着存在者的“周围世界”(Umwelt)④，此在(das Dasein，最初是一个由哥特舍德创造出来的词，后被海德格尔用来指人这种存在者，亦有学者将之译为“定在”“亲在”或“限有”⑤)并非与全部的世界直接关联，而是通过感知到的信号来构筑环世界并于环世界之中认识自身的存在状态，进而通过环世界参与一般世界。⑥ 当前有三种关于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它们各自构筑了迥异的环世界：第一种正典叙事关注精英斗争，形成了一个“顶层环世界”；第二种则强调中间阶层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构筑了一个“中层环世界”；第三种关注行动者及其网络，描绘了一幅自下而上的“底层环世界”图景。只有同质的环世界才有可能在碰撞时重叠，融合成为一个可以被多个存在者共同承担起来的大环世界——或称“共同世界”。仅在共同世界内部，此在才视那些与自己共同承担环世界的存在者为平等状态。长期以来，国家治理中主体地位的不平等被认为是一种常态，甚至形成了治理权力被具体显现的主体所垄断的传统，所有的“制度—行动”和“权力—责任”的对称关系都指向主体。但是当互联网出现之后，自我言说、自治与自组织模糊了过去的主客体地位，进而使治理的正典叙事在这种新情境下逐渐失语。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存在者的环世界都将呈现出扩张趋势，这无疑会令曾经的正典治理话语及其构筑的环世界出现更多“排异反应”。在这个被国家填充的世界中，深入考察那些正典的国家治理话语，并从中寻找到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国家治理话语转向的线索，是学术界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精英的顶层环世界 精英斗争话语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它强调的是国家顶层精英在开展实质性的治理行动中的自主权(autonomous power)⑦，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精英集团能够轻易地摆脱社会监督，从而将权力集中起来。当然，精英们也并非总能达成共识，反而时常发生阶层内部的斗争。在拉克曼看来，恰恰是精英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整体取向。⑧采用精英治国话语的当代学者中，以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与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两位最具影响力，后者的理论基于前者，所以我们先来厘清曼的观点。几乎所有迈克尔·曼的批评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曼的一个问题，批评他总是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国家组织阶梯的顶端，过多地强调国家精英逾越例行程序的专制权力和渗入社会的基础权力，忽视了其他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而在很多时候，那些被曼忽视的力量往往发挥了关键作用。抛开观点上的争议，仅就迈克尔·曼的批评者们都针对其精英主义的研究视角这一问题来看，足见他对精英主义研究的贡献实则是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的。在曼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叙事框架内，拉克曼提出了一个更加简练(同时也更激进)的“精英斗争”理论。⑨作为北美政治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拉克曼通过对多国的比较研究，用一个相对精炼的模型解释了不同国家的治理图景。在精英斗争话语所构筑的顶层环世界中，真正推动一个国家历史前进的是极少数顶层精英——而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或人民史观所说的人民大众。 尽管我们在拉克曼的思想中隐约能够看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比如拉克曼对精英的定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与布尔迪厄思想融合之后投射在分层理论上所形成的；再比如，拉克曼的部分国家观念受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的影响，虽然他对蒂利和曼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或修正，但严格来说精英斗争理论仍属于结构—功能主义。但是，拉克曼与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不同，他反对马克思化的韦伯主义(Marxified Weberianism)主导的比较社会学进路，尤其是对精英在国家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的判断上，拉克曼走上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道路。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上，拉克曼不同意韦伯在19世纪末开创的广义功能主义进路，他并非彻底否定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而是不认同韦伯强调的那种新教伦理和国家发展观。⑩此外，拉克曼提出的精英斗争话语中的“斗争”也有别于马克思所定义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斗争是被现代政治制度限制在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是将权力流动收束在精英集团内部的竞争性游戏。拉克曼认为精英占据了社会的不同层级和组织系统，能够从非精英手中攫取资源并控制独特的组织力量，这些少数食利者在制度内盘剥生产者，同时也遏制其他精英以扩展自己的权力。(11)“精英”概念亦有别于马克思所定义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主要目的是再生产相对于生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而精英的目的主要是遏制其他精英以增强自身力量。在看待抗争政治以及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拉克曼的观点更是与马克思的判断截然相反，他与同时代的政治学家斯科特都强调是顶层的精英们设计和推动了国家发展，而非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联盟。(12)事实上，从顶层环世界中的精英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包括之后列宁、沃勒斯坦、阿瑞基和科亨的理论贡献)的阶级斗争话语是为了满足反殖民时期的特殊需要而生的，在解读国家政治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与多样性上存在不足，只有顶层的精英斗争才是国家发展的催化剂，只要国家处在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就能有更多理由让公民变得清晰可控。(13)顶层环世界相信，现代国家在实质上就是精英斗争的造物，只有当两种以上精英集团分庭抗礼时，国家才有可能获得发展。因此，国家的形态往往是由前国家时期的精英关系结构所决定的，而精英斗争的加剧或减弱则是左右(城邦)国家兴衰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