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治学研究越来越提倡概念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创新，研究方法出现诸如词频分析、概念史研究等新方法与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的新运用，使词频统计正成为方法论领域的新潮流，这确实可以给政治学研究增加新议题与新材料。但总体而言，新方法的运用还略显粗糙和混乱，有些判断甚至已造成不必要的争议，对知识生产与认识中国政治问题可能产生错觉或错误。这些新方法与技术在方法论层面同出一源，即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思潮。 于方法论而言，“语言学转向”是指以语言为分析中心，发展出语言学的视角与方法，其中，在观察事物的视角与进路方面强调“语言的政治化”，把语言关联到民族认同、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治行动过程与结果等，让语言在认识人类政治世界并形成政治学知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组织经验材料的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强调“政治的语言化”，主要是通过语词分析、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等技术手段，把文本语言的文字材料作为调查对象，落实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视角。“语言学转向”的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评估“语言学转向”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以避免盲目运用该思潮带来的不恰当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一、语言的政治化：语言学作为视角 语言在人类认识世界与创造知识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开创政治学传统的同时，也阐释修辞学原理，认为语言修辞是寻找真理的重要途径。到近代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卢梭、英国的霍布斯、意大利的维柯以及德国的赫尔德与歌德等都曾专门讨论人类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作为构造真理与知识的源泉，既制约人类的思维与行动，又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工具，从而奠定了语言哲学传统。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西方语言哲学传统出现“三家分晋”，各自对后世都产生巨大影响。其中，维特根斯坦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应用问题，强调“语言游戏”原则的规范性以及语词构成与应用的逻辑性，奠定了英美逻辑实证主义传统；海德格尔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把言说视为人成为人及其构建生活世界的本质，发展出德国存在主义的阐释学传统；索绪尔主张语言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符号系统，重视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自主性及其与外在世界的结构同一性和差异性，开创了法国结构主义传统。 20世纪70年代兴起“语言学转向”的学术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主张以语言为中心，把语言学当作批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新力量，多元无序地渗透到不同研究领域。正如最早使用“语言学转向”一词的罗蒂所言，“语言学转向”是一系列转向，受多个语言哲学传统的影响，杂乱地指向不同的目的。他自己回应维特根斯坦的传统，认为应把“语言学转向”视为哲学的非本质主义视角，作为方法论来对待所有规范问题。①然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语言学转向”主要不是英美哲学传统，而是欧陆传统的内在变化，具体表现为法国德里达与福柯开创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德国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基础上发展的阐释学哲学。此外，同时期还出现许多反叛性与解构性的“转向”思潮，比如“后现代转向”“叙事转向”“文化转向”等，与“语言学转向”扭结在一起，汇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向”大潮，对经验事实与知识性质提供批判性的新视角、新理解与新阐释。 “语言学转向”思潮之所以最为突出，在于语言学是最可操作性的方法论，语言符号可以同时作为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与材料来源。在后现代思潮作用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语言学转向”的推手，包括文化人类学的格尔茨、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政治思想史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历史哲学的海登·怀特、社会学的布迪厄等不同学科的“异数”。他们高度重视语言对历史书写、社会建构、观念转型等各方面的规范作用，视之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摄性与构成性要素，诚如布迪厄指出：词语制造事实，而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②全新的视角重塑人类的经验世界与知识本身，试图颠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流价值、知识体系及其生产方式，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阶段与主题更替以及研究过程与方向趋势的变化，知识生产群体内部出现新的分化、交锋与代际更替，从而推动学科潮流的兴衰起伏。 “语言学转向”强调语言的语词构成、概念语义与符号语用在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强调言说及其文本的内容、主体、对象、过程、意义与情境等，并且把与语言符号相关的图像、仪式、社会组织、政治权力、文化观念、历史与心理活动都纳入语言学视域。对语言学来说，“转向”大大扩展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其他学科领域来说，语言学是重要的视角与方法。“语言学转向”首先影响社会史、观念史与知识史等领域，随后产生“蝴蝶效应”，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研究。行动者通过语言展示复杂的多重关系，语言交流结成行动的意义之网，使原本不同领域的研究汇集到语言场域。因此，语言学视角的引入，对不同的学科知识领域产生不同的冲击。然而，在政治学领域，语言学视角存在反映论与建构论两种面向，各自对语言的重视程度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前提假设与研究重点。 反映论的语言学视角以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预设为基础。语言被视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符码系统，嵌入在稳定的政治结构情境中，明确语言内部的功能表达，也限制行动者语言交流的自由言说，因此与外在的政治结构系统相吻合。由此预设出发，语言成为构建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现象，只是以往作为常量而被遮蔽，或者只定位为政治沟通与传播功能的象征符号，是政治宣传、简化、竞争与动员的工具。语言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出政治意识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家政权控制的重要对象，因此，语言共同体(民族文化)与社会政治共同体(国家政权)之间的完全重合成为现代国家的理想追求。但20世纪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实况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归属不同国家，而处于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可能操好几种语言。所以，随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政治参与及社会动员要求大众与统治精英操持同一种语言，把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的语言限制为“方言”，通过民族化与教育标准化推广与主流精英一致的“官话”。这样，应政治合法化宣传、体制意识形态渗透、学校教育体制落实的需要，语言变得高度政治化。以此经验事实为基础，语言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可以超越自然/社会、个体/整体、物质/精神等之间的二分法传统，并运用于从宏观到微观的所有政治领域，以语言政治化的方式看待人的生活世界。据此，李普塞特把政治作为分析主体而语言作为变量，对文字、语言、阶级意识、经济与政治发展关联起来进行实证研究的因果分析。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