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治学说，不仅为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而感到骄傲，而且还为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学说而感到骄傲。毫无疑问，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经由黑格尔而与哲学问题联系起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关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们都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并从中得出了改良主义的政治结论。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自然很多，但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积极意义的忽视，无疑是重要的一个。考茨基说自己更接近达尔文而不是黑格尔。伯恩斯坦甚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在此意义上，修正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对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只不过修正主义者进而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加以“补充”、“修正”而已（注：对此更为详细的考察，请参看郁建兴、朱旭红的《社会主义价值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章。）。 作为一个反拨，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锋芒所指，即是经济决定论。与伯恩斯坦以康德的道德之学“修正”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遗产，较为重视辩证法思想、主体性思想。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以黑格尔辩证法来改造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忽视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界限。主体辩证法的强调变成了对主观意志的强调，马克思主义被改写成了一种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关于人的哲学激进主义。20世纪60年代，正当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倾向达到全盛阶段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与之对立的“反人道主义”倾向，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派别。“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拒绝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联系。它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时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德拉—沃尔佩、科莱蒂则认为，马克思的“科学辩证法”、“物质辩证法”，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就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而言，德拉—沃尔佩强调了它的卢梭主义根源，科莱蒂则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卢梭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古希腊政治理论传统之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意义。汉娜·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乌托邦，而是雅典城邦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重生。这种政治和社会状况，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模式，并因此是我们的传统所凭依的基础”[1]。大卫·迪普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显然都属于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传统[2]。 我们认为，上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断“否定”、“否定之否定”，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但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真实起源都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辨的重大问题。本文拟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提出黑格尔主义起源说，至于马克思与卢梭之间、与古希腊政治理论传统之间的关系，则将另文专论。 一、重新认识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联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但是，对于这种关系的真实内涵，不同的论者有着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解释。在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解释模式肇始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认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逻辑学》，其次也通过《自然哲学》而发生的；由于费尔巴哈的媒介，马克思回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而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 由此出发，马克思哲学不是被片面解释为只关心自然的先在性的自然哲学，就是被曲解为只关心范畴辩证运动的逻辑学。这种解释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手稿、遗著和笔记的陆续出版，随着人们对黑格尔、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深入，而日益暴露。俞吾金在《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一文中，对上述解释模式的形成及其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并根据新发现的马克思著作和人们对黑格尔、马克思的新研究成果，认定，对马克思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黑格尔著作是《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这也表明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注：参看俞吾金：《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另可参看俞先生的《论两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1843年至1844年，更确切地说，就是从《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到《德法年鉴》出版这个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前，马克思的思想从总体上看是处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的。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中，马克思更接近于从事哲学批判活动的鲍威尔，而不是号召从事政治批判的卢格。直到鲍威尔被解除教职，表明马克思谋取教职一事的无望，马克思才放开纯理论问题，转到现实的、具体的政治问题上来。如果说1842年1～2月间为卢格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写作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一个开端的话，那么嗣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已开始直接参加政治斗争。184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说准备写一篇揭露黑格尔法哲学内在矛盾的文章，但是这与一年后他进行的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有着原则性区别，当时他仅仅试图揭露黑格尔在法、特别是在君主立宪政体方面的反动政治学说与其辩证世界观之间的矛盾[3]。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日益认识到，国家不是某种凌驾于私人的、等级的利益之上的普遍的东西，普鲁士国家降低到了按私有制的性质来行动的水平。但是马克思仍然认为，国家这样行动，是没有按自己本身的性质行动[4]。马克思开始接近于认识到，作为属于各个不同阶层人们的行为基础是某种客观因素，他说：“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5]但马克思还未能明确地说明这些关系的性质。在政治立场上，马克思也只是借助自由主义来捍卫资产阶级阶级利益，与专制制度作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