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对“艺术终结论”的过度阐释与对“十月主义”的盲视 1950年代以降，全球艺术生产发生显著变化，“艺术家们不仅用油彩、金属、石材来创作作品，还使用空气、光线、声音、文字、人、食物、垃圾、多媒体装置等来完成作品……能够保证作品被称为艺术的传统技术和创作方法所剩无几”[1]。此外，“它们的‘国际主义风格’看起来好像已经发生了转向（也许从抽象表现主义开始）另一种文化生产模式，其以发达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为最终基础，而传统的身份构成条件则湮没于历史尘埃”[2]4-5。面对这种变化，如何理解当代艺术，就成为批评家、艺术史学家、美学家的共同任务。在这些理解中，先后出现了“艺术机制”“艺术界”“艺术终结”“艺术史的终结”等观点，也有我国学术界长期忽视的围绕《十月》（October）杂志形成的“十月主义者”[3]。在这些言说中，除了要解决艺术自身发生的变化外，当代艺术的理解还要与西方最为激进的政治语境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候”[4]，在这个“大解放”“大释放”的时代里，艺术变化的复杂性、艺术知识生产的复杂性、社会语境的复杂性被搅和在一起，酝酿出当代艺术理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在对当代艺术的理论阐释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广为传布，学术界虽然已经将“终结论”观点的起源推至黑格尔，但他依然以最具争议的表达方式，与同期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成为20世纪后期美学和艺术史领域内最为炫目的观点，外加丹托对哲学、美学、艺术批评、历史学等领域的广泛涉猎，其观点经常被各个领域的学者提及，产生了较大影响[5]1-3。该观点出现后，受到我国美学（艺术学）知识生产界的关注，1990年代有学者指出，“自黑格尔作出历史与体系的论证以来，便在西方文艺美学中构成为一段深刻的影响史，成了讨论艺术兴衰、存亡问题的焦点”，“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仅见薛华所著《黑格尔与艺术难题》。此书较为系统地评述了西方近、现代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影响史”[6]。其后，常宁生编译了《艺术史终结了吗？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7]、欧阳英翻译了《艺术的终结》[8]、王春辰翻译了《艺术的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9]和《美的滥用》[10]、陈岸瑛翻译了《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11]等论著，扩展到多个学科，成为国内域外文艺美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景观。很少有像“艺术终结论”这样的域外话题让我国学术界倾注大量精力对其进行“深度”阐释与注解。 在“艺术终结论”流布的同时，也暴露出国内对该话题的虚弱性。首先，是脱离了丹托研究的语境，大多数分析缺少艺术文本、艺术史的支撑，是美学话语的文字性表述，“艺术的终结”就变成了“艺术终结论”哲学理论范式的推演，结果是理论本身的阐释替代了对艺术现象的精准分析，成为去艺术化的艺术理解。其次，国内研究大多依赖中文译本，而译本本身的文本误读现象较为严重，难免会对知识阐释的有效性甚至是可信度造成影响。第三，国内讨论主要以美学、文艺学领域为主，由于长期固守自己熟悉的学科领域，部分学者不加区分地将“艺术终结”与“文学终结”进行无意识联系，甚至将视觉文化、图像时代等源自文字学科内的知识表达范式，在忽略艺术自身媒介特性的前提下，将想象中的文字学科对视觉学科的弱势替换为文字学科所想象的图像对接，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文字学科对艺术自身媒介特性的盲区，无法彰显视觉学科自身美学的独特性，同时也忽略了艺术自身媒介特性不加区别地对“文学终结”的讨论，无法有效找到“文学终结”背后的核心逻辑。此种路数看似合理，其实是对“艺术终结论”的过度诠释，无法抹去主观阐释的嫌疑。第四，也是最重要的，虽然部分学者注意到“艺术终结”论的“中国旅行”，但并未提及并在学术分析中避免价值抹平的问题，有的成果基本上不去考虑知识生产背后的价值关系，肆意套用时髦的“他者”概念来考查自身文学与艺术的现实问题，以获得所谓“学术创新”，稍好一点的是将这种借鉴与反观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发展背景之中，但涂抹价值区隔的知识范式，其旅行的结果无外乎是“知识奇异”的另一种翻版而已。“艺术终结论”在中国学术界的流布，此类问题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对于笔者而言，在对这些成果进行甄别之后惊喜地发现，主观阐释、过度诠释等现象的部分原因，恰恰是对“十月主义”的张冠李戴，这为重新反思“艺术终结论”、真实还原包括“十月主义”在内的美国艺术写作的真实境遇做出了铺垫。所以，对“十月主义”的讨论，尤其是“领域的扩张”，将会弥补国内对美国战后至今当代艺术理解的盲区，这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与理论建构不无裨益。 “艺术终结论”只是美国艺术写作对当代艺术的一种理解方式，极其吸引眼球地将当代艺术的理解与现代性美学知识进行对接，非故意地以“严肃”美学的知识面貌对当代艺术进行了一番玩弄与戏谑，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与批评缺乏实质性的有益引领与建设。与此相对，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萨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为旗手的美国“十月主义者”，从当代艺术演进的切身体会着手，通过艺术策展、艺术家访谈（座谈）等多种形式，亲身参与当代艺术活动，致力于前卫艺术历史和理论维度的理解，提出了关于当代艺术转变的重要观点——“领域的扩展”“符号性”“无形式”“自恋的美学”等，打破了《艺术论坛》新闻报道式的写作方式，并在当代艺术批评中扮演“界定者”（defining role）角色，成为美国艺术写作的风向标。这里所使用的“艺术写作”（Art writing）一词，来源于英文表达，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传统艺术理论（美学）、艺术历史、艺术批评的学科三分法，以呼应当下艺术学研究将理论、批评、历史融合于一体的密不可分的新路径，诚如美国“十月主义”批评家追求的那样，把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放在现代主义的历史中，放在艺术理论中进行无缝式理解。这样，美国艺术写作界至少还显露出“终结论”之外的另一个侧面：创制关键词引领当代艺术发展的“十月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