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特殊论”是基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而形成的一种特殊主义，对俄罗斯人来说，它是一个经久不衰、时时翻新又令人困惑的命题。“俄国特殊论”针对的是西方发展道路的普遍主义，西方的“标尺”角色不仅仅是它认识自我、分辨自我和确定自我的“参照”，也是它的一个历史心结。在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上，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相互交织，相互辩难，相互牵制，但是特殊主义始终是俄罗斯的本色和历史发展基调。 俄国特殊主义是在西方普遍主义大规模渗透的背景下逐渐生发和成熟起来的。从17世纪开始，西方的影响在俄罗斯“民族无力的感觉”中如期而至。在战争、对外交往和商业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加深了俄罗斯人对自身落后的认识。①但是与此同时，对西方影响的怀疑和抗拒也在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掀起了巨大波澜，教会的分裂损害了俄罗斯“古制”的权威，反教会的骚乱也成为一场反国家的骚乱。② 18世纪是俄罗斯“面向西方”的世纪，彼得大帝虽然用鞭子将野蛮落后的俄国人驱赶进欧洲，但也奠定了俄国的“精神分裂”——后来的斯拉夫派谴责彼得的粗野政策，他们从彼得前的时代追寻“古风”，构建那个和平古朴的斯拉夫世界。彼得的伟大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圣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俄国的法律理应具有欧洲的原则，但她的结论却是，俄罗斯就其辽阔的幅员来说，只能由专制君主来治理。③因此，她的所谓“开明专制”，其实是用启蒙主义者的言辞掩盖俄国特殊性的实质。19世纪是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之争的世纪，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就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主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虽然后来被其他历史主题所掩盖，但其余绪一直延至今日，困扰着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20世纪是俄罗斯的革命世纪，布尔什维克超越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在帝俄的废墟上构建起苏联这个庞大的共同体④，走出了另一条道路；但在七十年后，苏联的解体以及共产主义的崩塌，使俄罗斯重新陷入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选择。90年代初，俄罗斯以普遍主义原则构建起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精神根基以及转型所引发的混乱，从叶利钦时代中后期开始，俄罗斯开始回归特殊主义。而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可控民主”，尤其是2005年所宣示的“主权民主”以及后来所昭示的“新保守主义”，则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拒斥普遍主义。 这种特殊主义的理由，被前意识形态总管苏尔科夫在《普京的长久国家》一文中胪列出来。首先，指引国家建设之路的并非进口的幻想，而是历史的逻辑；俄罗斯庞大的政治机器由“意志绵长”者所创建，依次更迭，不断自我修复，适应现实，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确保俄罗斯世界的发展绵延。其次，俄罗斯的体制并非更加“优雅”，但更为诚实，依然具有吸引力。再次，俄罗斯拥有“深层人民”，深层人民以自己的庞大整体形成了无法战胜的文化万有引力，将国家凝聚起来，而且决定了国家的形式。最后，俄罗斯国家的现有模式始于信任，亦靠信任得以维持，这是与“传播怀疑和专事批评”的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⑤ 苏尔科夫以跌宕的言辞和玄远的内容，将人们引入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谕》以及19世纪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政治世界中。将苏尔科夫的文本与《圣谕》和季霍米洛夫的《君主制国家性》⑥相比对，只要将“君主制”一词划掉，其原则基本相通；而苏尔科夫所谓的“深层人民”，与乌瓦洛夫“三原则”中的“人民性”⑦也并无二致。苏尔科夫的文本回避了现代政治中的概念和原则，虽言及普京缔造了“新型”俄罗斯国家，但并没有展现出“新型”国家的“新型”叙事，而只是强调俄罗斯政治的独特性和神圣性的一面。苏尔科夫将“普京的长久国家”与其前辈伊凡三世、彼得大帝和列宁所创建的国家模式相提并论，强调它们之间的内在延续性，以致一些政论家忍不住发问：“新型”国家究竟“新”在何处？苏尔科夫的特殊主义理由是历史主义的理由，而世纪之交现代性的转向和“多元现代性”的兴起似可为俄罗斯拒斥普遍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在多元现代性迅速展开并得到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言说，越来越具有深入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并且日益反映在政治实践中。多元现代性的核心在于，不只有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而是存在着由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及其他方面将来也依然会存在着差异。⑧在多元现代性的视角下，西方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的，其普遍主义也是一种特殊主义；它也不具有先验的道德优势，并且在向全球推进的过程中还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必要的，但俄罗斯的问题是，在拒斥西方现代性的时候，如何基于本土文化构建俄罗斯的现代性。 为了理解俄罗斯所坚持的特殊性，以及苏尔科夫所提出的“长久国家”及其历史逻辑，本文从俄罗斯关于国家的一个独特概念——“国家性”来进行考察。“国家性”(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是当今俄罗斯政界、学界及媒体中所习见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苏联解体以来关于新俄罗斯国家建构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俄罗斯联邦宪法》前言指出，通过宪法的目的之一，是“复兴俄罗斯主权的国家性并确认其民主基础的不可动摇性”⑨。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不断重复加强和巩固俄罗斯“国家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梳理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也有助于历史地理解俄罗斯现代性建构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何谓“国家性”？ “国家性”是俄国人发明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涵义多端的复杂概念。俄罗斯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也是径自取来，而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国家性”虽源于“国家”，但它们是两个概念，目前学界在辨析“国家性”时，常将这两个概念进行对比，不过很多时候“国家性”作为“国家”的同义语而被广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