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情感的兴起息息相关……非常明显，欧洲民族主义的强化与地域性共同体的联结纽带、归属性和方言文化等的瓦解密切相关，这一现象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央集权化过程而出现的。”①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民族主义在民主政治背景下演化成了民粹主义，并有可能汇成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也正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国家“威胁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的生存”，“在当前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到处都遍布着前所未有的摧毁性潜在武力，然而却缺乏一套全局性的政治机器来约束这种局面。”②特别是民族主义与民粹的结合，使民主政治感性化，甚至变得疯狂。如果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武器等是控制在政治家手中的，那么，当带有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家借民粹主义东风而掌握了这些武器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会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这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给人们带来的某种危机感。但是，如果民族国家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出过激的反应，也许人类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转型就能够走过一段荆棘丛生的路程后而迎来新时代的黎明曙光。 一、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历史表现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近代思想家中，马基雅维利是较早意识到民族主义的思想家，他对佛罗伦萨人的介绍，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民族国家就是这种精神的物化。但是，在民族国家的生成过程中，或者说，民族国家的生成在其原发地曾经反映出，自然因素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地理、风俗习惯、文化、宗教、种族等因素都成了民族国家边界划分的重要向量而被考虑了进来。也许人们会指出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因素大多属于广义的、模糊的社会概念所涵括的内容，但是，无论是在这些因素作为民族国家的生成原因上，还是就这些因素在民族国家生成中发挥作用的表现方式上，我们都更倾向于将它们视作自然而然的因素。指出这些自然因素曾经在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这些自然因素看作是民族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相反，就民族国家在二战后得到了普及来看，上述自然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而且，就历史进步的总体情况来看，人类社会在演进中越来越远离自然，会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行动方式等问题上，会在开展社会治理以及管理等各种各样的营建秩序的活动中，都越来越少地考虑这些自然因素的制约。那样的话，曾经在民族国家生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自然因素就会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中移开，进而，也就会去创造另一种组织方式去代替民族国家所代表的组织方式。反过来说，可以认为，仅仅有了自然条件，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产生，是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思想并与这些自然条件结合了起来，才走上了建构民族国家的道路。一旦民族国家得以生成，就显示出了它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功能，在组织社会生活、开展社会治理和满足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方面，都有着无比巨大的优势。 民族国家生成后，所开展的第一项政治活动就是处理“主权关系”问题。事实上，“主权的概念产生于16、17世纪，是现代国家在欧洲发展的结果。随着作为跨民族机构权威(如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衰退，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集权化君主得以宣称对最高权力的行使，并以一种新的主权语言加以表达。”③这个概念与整个现代性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需要在所谓“天赋人权”这个源头上才能得以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是在人权扩大到了民族国家的层面上之后而提出的一种要求。在中世纪，无论是神权还是君权，都是比较模糊的。当主权的概念提出后，尽管是出于论证绝对国家的重要，却在某种意义上把国家凌驾于君主之上了，以至于路易十四也不得不通过申述“朕即国家”来抗拒君权受到削弱的现实。但是，随着主权观念深入人心后，即便像路易十四这样的君主也不可能无视国家，至多也只是提出让人把他看作是与国家一体的要求。事实上，国家与君主的地位不可逆转地此消彼长，以至于人们把国家看成远远高于君主的存在物。显然，君主是可以更换的，而国家则不易，这也使得人们更为看重国家。由于君主相对于国家地位的下降，也使得人们可以构想一种没有君主的国家。因而，走向了民主的方向，用民主替代了君主。这大致就是民主理念的生成和得以扩散的原因之一。 根据吉登斯的看法，“要理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必须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存在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16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由众多小国所组成的网络结构，它是一个共存、结盟和冲突之间不断转换的国家体系。无论它是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无疑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背景。在那个时代，这些国家还不是民族国家。”④所以，在欧洲，直到16世纪都没有形成民族国家，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则要更晚。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才涌现出了大批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就是吉登斯说的，“16世纪的欧洲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因为它的绝大多数的边界还游离不定，并且缺乏后来逐渐形成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机器。”⑤但是，民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支撑起来的，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不足以撼动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即便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了，只要民族主义的观念和情结尚存，就会极力抓住民族国家的最后一缕毛发不放手。因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民族主义更多地显现为社会进化的阻力。如果说在工业社会行进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生成对于把地球上的大片土地从殖民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建立起民族国家、提出主权独立的主张和搭建起国家框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动作用，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族主义逐渐地转化为保守的力量，努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行进中扮演反对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