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批评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语境中业已形成自身有别于传统社会学批评、历时语文学研究的鲜明特质，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形态、分支。可是，对于它的“中国化”而言，无论我们自觉自愿与否，在把它的理论方法与中国经验、本土文艺/文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都常常试图“在某种理论、学说和知识运动中找到对自身利益和目的的表达”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语言批评“中国化”过程中，那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②，似乎相当正常，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从既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来看，这种倾向于某种特定需要而产生的知识话语却在一定程度上与语言批评自身的范式规定性相偏离，在取得富有成效的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与科学运用语言批评起着程度不一的遮蔽效果。 从既有的成果来看，许多知识话语都倾向于把语言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置于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这一框架中来理解和开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不乏将研究拓展至文学语言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的理论话语，却往往又因强调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在致思和见解上均未完全超越文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过渡到“文化转向”的认识惯势，由此制约了本土理论在语言问题研究上的发展与深化。就此而言，从“理论”联系“实践”的辩证统一层面去交互审视、反思和检验这一在特定历史关系中形成的相应知识取向及其产物与多样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一、正向审视 如果从方法论的常态层面来说，舶自西方的语言批评理论的实际价值主要取决于它对现实需要或理论期待的建设性回应与应对，那么，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人们怎样把这一理论范式及其方法、术语、范畴与本土实践相结合就理应成为我们予以考察的必然对象。具体来说，一方面，要考察人们对于语言批评的阐释、重组与运用是否注意到了中国文学活动的语境特殊性。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中国的文学问题，他们又是以何种方式应用或操持了相关流派、批评家的理论方法，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的对象和其所具有的属性、特征；另一方面，要关注经过中国语言、文化结构的过滤，进入本土语境的西方理论、文本发生了哪些变形，它的哪些特征是以何种途径或在什么层面被传承或体现的，演变和发展情况如何，并追踪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方法和对象是由“问题域”生成的深层特质是否得到足够重视，等等。 对此，有学者在总结中国当代文论的转型态势时，曾做出这么一种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论“批判‘左’的、教条的、庸俗的文学理论的需要，使得各种西方文艺思潮被大量介绍过来。这里有主要以张扬‘自律’性的文学理论思潮为主要内容”③，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理论发生了转型，跨学科、多元化、政治化的“文化研究涌入文学研究中来，使得文学研究离文学更加遥远”④。从当代的理论、批评史实来看，自新时期伊始，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僵化禁锢、机械的“文学反映论”的文学研究便竭力试图“为文艺正名”。出于此，国内学界对以往长期被悬置、排斥的文艺自律和审美本体的思考分外关注，对文学审美性与内在特质的语言探寻成为当时重构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趋向之一。这一点，从当时出现的“内部规律”、“回到自身”、“文学性”、“审美意识形态论”、“艺术形式的本体意味”等理论诉求或思想命题，以及先锋派小说的文体探索、1987“文体年”等创作批评史实即可清楚看到。 毋庸讳言，这种基于“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语境诉求使得人们在研讨文学问题、进行理论重建时，格外强调乃至有意撷取语言批评理论中的审美化话语。同时，在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中则有意无意地忽略语言批评所固有的其它组成肌理，甚至还出现了将这种做法结晶化，使之等同于衡量文学研究的理论性质——“关于文学语言形式研究，或者说由语言形式出发、环绕语言形式对文学的研究”⑤的首要准绳。从此种主观意向或预设出发，它异常尖锐地责难此后出场的、把文学艺术当成一种文化实践来分析的“文化研究”，认为它以与文学自身无关的、泛文化的“外部批评”掏空了文学内涵，“已在不经意之间丧失了文学批评的诗化品格，在一种类似于‘文化考证’的分析和阐释中，文学的本色和个性被销蚀，文学性的审美判断被忽略”⑥，从而使对文学的研究与探讨再度沦为其它学科知识或各种社会学观念的自然配角与简单例证。 与之相对，主张对文学的文化属性进行探究的另一方，则特别强调对制约文学和文学活动的“他律”因素进行话语分析，着重揭示为审美自律论所忽略的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可是，在它力图逆转前者“愈来愈将文艺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文艺学在此也日益陷入一种自足狭隘的封闭体系”⑦的缺失与僵化，着力凸显其理论言说作为“一种‘文本的政治学’”⑧的批判品格的同时，似乎也竭力与前者“审美”或“内部”的批评划清界限。在它看来，如果时至今日仍沉溺在审美无功利的狭隘形式层面谈论文学和其它艺术问题，不仅不能适应业已变化的文学观念以及读者大众的多维现状和阅读要求，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许主要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它更为关注以后结构主义为主干的某些语言批评理论中的政治成分，即便对前者的东西有所涉及，也大多是停留在分析技术的有限工具意义上。显而易见，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语言批评的“中国化”发展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构成取向和途径方式，即“审美主义”与“文化研究”，而且这两种不同取向呈现对抗之势。 更确切地说，作为国内学界在面对复杂的历史、现实所做出的学术选择，尤为关注中国文学的现实、注重解决由此衍生的文学基本问题，既是语言批评“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亦在事实上构成了它在中国语境中得以存在、组构和演化的现实依据。事实上，也正是出于革新理论的观念面貌以言说中国文学现实的内在吁求，人们才对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包括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批评(新历史、后殖民与新女性主义以及酷儿理论)等在内的语言批评理论进行引介和转化，并在不同的阶段显现出不同的理论探索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