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攻阶级的伟大儿子” 据相关资料①，最早在中国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是1921年刊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号上胡愈之的《俄国的自由诗》(署名化鲁)，之后是1922年《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上胡愈之的《俄国新文学的一斑》，沈雁冰1922年10月刊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10期的《未来派文学之现势》。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写了题为“马霞夸夫斯基”②的文章，对这位诗人情况的介绍与他在苏联活跃的时间同步。至于作品的翻译，最早是1929年李一氓译、郭沫若校的《新俄诗选》(光华书局1929年版)③，里面收入《我们的进行曲》等作品。此后在三四十年代，各类报刊刊登了不少译文和评论文章。不过，中译作品专集，在“现代”时期只有两部，一是1937年上海Motor出版社的《呐喊》，译者万湜思(姚思铨)，书名取自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名字(该诗后来通译为《放开喉咙歌唱》)④；二是时代出版社出版于1949年的庄寿慈译的《我自己》。 这位诗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特别是左翼文学界)已有很高知名度，所以郭沫若1945年应邀访苏时特地参观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⑤并题诗，赞美他是“进攻阶级的伟大儿子”，说中国人“早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声音/好像风暴/飞过了中央亚细亚。/任何的/山岳、沙漠、海洋/都阻挡不了你”⑥。 其实，阻挡不了的中文译介热潮，还是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个时期，他被当作革命诗人的旗帜、典范对待，可以说，没有任何外国诗人在那个时期享有这样的殊荣。从1950年到1966年，出版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集中译本不下三十五六种。除选集外，还有《一亿五千万》《好！》《列宁》等长诗单行本和《给青年》《给孩子的诗》等专题诗集。其中，出版频率最高的是《好！》和《列宁》两个单行本⑦。除专集外，各种诗选和报刊选入、刊载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难以统计。1957年到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五卷本，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它属于重点组织的文化“工程”，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有多达二三十位译者参加，包括萧三、戈宝权、余振、张铁弦、丘琴、朱维之、庄寿慈、王智量、乌兰汗、任溶溶、卢永、岳凤麟等人和北京大学俄语系学生。两千五百余页的五卷本选集，在80年代初做了调整、修订后，出版新版四卷本选集。作品翻译之外，评论文章数量也相当可观。50年代到60年代前半期，以及“文革”后的70年代末，报刊发表的评论、研究文章有二三百篇之多。除文章，不少诗人写了“献诗”。撰文作诗者涵盖当年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如郭沫若、戈宝权、萧三、艾青、巴人、曹靖华、刘白羽、徐迟、田间、张铁弦、赵瑞蕻、鲁藜、夏衍、林林、蔡其矫、何其芳、袁水拍、力扬、余振、刘绶松、方纪、臧克家、靳以、安旗、李季、严辰、李瑛、程光锐、赵朴初、邹荻帆、汪飞白、戈壁舟、李学鳌、韩笑……马雅可夫斯基被中国当代许多诗人看作是“导师”一般的人物，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旗帜。 因此，马雅可夫斯基的观念和诗艺，自然在当代中国诗人那里也留下“脚印”。最主要的是诗人与革命、诗歌与政治的观念，也包括诗的取材，具体的象征、结构方式，以至分行和节奏的处理。“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一般难以明确指认，因此，20世纪30年代田间的《给战斗者》是否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存在争议：作者本人虽多次否认，一些研究者却言之凿凿、不容置疑⑧。但是，仍有些“痕迹”是清晰可辨的。如1950年石方禹的长诗《和平最强音》，1955年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1956年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和后来的《十年颂歌》……如果说《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是否催生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奇遇》(李季)和《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闻》(郭小川)尚不能确定，那么，李季、闻捷1958年配合时事的报头鼓动诗，应与马雅可夫斯基的“社会订货”“罗斯塔之窗”的理念和实践有关⑨。马三立的相声《开会迷》的灵感，显然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⑩。1958年，田汉剧本《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的人物说，20年代马雅可夫斯基说五十年后的臭虫在苏联成为稀有动物，而在中国，麻雀、耗子、苍蝇已成为稀有动物(11)。 自然，最大的“影响”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当代政治诗体式的形成。它的艺术资源，除了西方浪漫派诗歌和中国20世纪左翼诗歌之外，最直接的是被阿拉贡称为“当代政治诗的创始人”(12)的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贴近时代的主题，直接参加到历史进程中去的行动姿态，对新社会制度的热烈赞颂，以及“楼梯体”的诗行、节奏等方面。 二、无产阶级诗人的“样板” 不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读者接受的是经过简化、偶像化(13)——或用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样板化”处理的马雅可夫斯基。“样板化”过程发生在30年代中期的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生前在苏联就名声大噪，不仅在诗歌界，在公众中也有很大影响。他生命的后期，奔走在苏联各地，举办过几百次演讲和诗歌朗诵会。群众被他“像教堂里的大钢琴似的宏壮”的声音震撼。他积攒着将近两万张的听众扔到舞台上的提问条子(14)。马雅可夫斯基的密友埃尔莎·特里沃雷(曾经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莉丽·布里克的妹妹，后来成为阿拉贡的妻子，阿拉贡有无数的诗献给她)写道：“我没有亲眼看见马雅可夫斯基如何光荣成名。当我一九二五年回莫斯科时，这已经是既成的事实。路上行人，马车夫全认得他。人们互相交头接耳地说：‘瞧，马雅可夫斯基……’”(15)马雅可夫斯基自己在《新生的首都》(1928)中写到他演讲、朗诵的盛况：“最近两个月，我到苏联各个城市作了约四十次演讲……一天里(在一天当中，而不是仅有一天)，我从清晨汽笛响起的时候，一直朗诵到晚上汽笛响起的时候为止……敖德萨的码头工人，把旅客的皮箱运上轮船之后，无须互通姓名，就向我问好……催促我说：‘告诉国家出版局，把你的《列宁》卖的便宜些。’”(16)他的葬礼，据埃尔莎说，有几十万人(也有材料说是三十万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