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西汉社会的“承天之明”与“尊贤重士”  

作 者:

作者简介:
戚裴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政治思想史

内容提要:

“承天之明”和“尊贤重士”是取自《新语》和《汉书》的两句话,分别代表了君主承圣人之业以及要尊重属下两个维度。它们的背后,是秦至西汉社会对“圣”“贤”观念理解的差别。不同帝王对于二者的诠释,使得国家朝着迥异的方向发展。秦的“以王为圣”、汉的“以圣为王”乃至“以圣贤为杖”等,是构建君臣关系的重要内容。儒学背景下的“以儒术缘饰吏事”“圣人受命”与“自圣”等行为,都是“圣”“贤”观念在各阶段演变的过程。梳理秦至西汉百余年间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有助于今人理解当时政治与思想文化间的相互关系。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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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早在先秦,诸子百家即对圣贤观念的构建作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譬如,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内就有:“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①墨家以“天志”为根本,视“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②。同时在书中,以“尚贤”的篇名分章,体现了其尊重有才德的人的特点。道家以不同的声音出现,利用逍遥的人生追求,去反对儒家制定的圣人标准。③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关注到了“贤”的观念,但在他的心目中贤能之人不常有,唯有用“法”来制约辅佐君王理政,才是正确的道路。可见先秦一代相关理论的丰富性。④

      取自秦汉时期典籍中的“承天之明”和“尊贤重士”,各代表了君主继承圣人之业和对待属下方式的两个维度。它们的背后,是秦至西汉社会对“圣”“贤”观念理解的差别。这既有对历史记忆的继承,也存在着对未来政治走向发展的期许。不同帝王对于二者的诠释,使得国家朝着迥异的方向发展。秦的“以王为圣”、汉的“以圣为王”乃至“以圣贤为杖”等,都是构建君臣关系的重要内容。如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言称:“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⑤意思是告诫统治者,要用恩德治理国家,长久以往,四海之内会比蜜糖更甜,比胶漆更牢固。近代著名学者顾颉刚的《“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一文,从哲学和文字学上勾勒出“圣”“贤”二字的语义演变脉络。⑥他认为:“‘圣人’和‘哲人’意思相同,只是聪明人的意思,并没有什么玄虚的意义。”⑦上古“圣”与“王”相连,当属诸子百家的首创。此后,王文亮、萧延中等人对“圣”的意思进行了解释。王文亮表明:“圣人乃是千百年来由中国人所塑造、又为中国人所企慕的最高理想人格……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凝聚而成的。”⑧萧延中认为:“由于‘圣’实际上充当着沟通‘天—德’的非凡角色,所以他‘必然’具备某种人界凡俗即‘不可为’也‘无能为’,以至于达到‘精神颠倒’程度的特殊性质。”⑨与此同时,杨树达等对“贤”和贤者的产生作了概述。依照杨氏的考据,他先引《说文》内容:“取,臤也。古文以为贤字。”“贤”的本义应是“坚”,“以取为贤,据其德也”。⑩李冬君的《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11)一书,经过对春秋圣化大趋势的分析,对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圣化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就秦汉间的儒术复兴过程和宋儒的造圣活动进行了探讨。

      至于“观念”,冯友兰曾在20世纪30年代说,“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推论,之系形式底、逻辑底者,其本身虽系形式底、逻辑底”(12),其所讨论的内容,即通过客观现实的目视,继而主观有价值的思考和行动,抑或换成“知物之理,又从理之观点以观物,即所谓以理观物”(13)的说法,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仅就秦汉数百年的变革而言,吕思勉在《秦汉史》一书中的一段话颇值得我们关注:

      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一大界……晚周以来,盖封建势力日微,而资本势力方兴之会。封建势力,如死灰之不可复然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资本势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为晚周至先汉扰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变,或且以为不可变,言治者但务去泰去甚,以求苟安,不敢作根本变革之想矣。故曰:以社会组织论,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也。(14)

      作为历史上的大变革之一,秦王政要想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则必须在制度和风俗上有所革新。面对周秦间各类政治符号,嬴政亟须做出取舍并确立新的法度,昭示天下,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如何宣传,并让百姓理解成为当务之急。圣贤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然而它却在古代中国经历了词汇和意义上的重大拓展。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下如何去看待它的变化,亦是我们去复原所研究时代思想文化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途径。

      故本文将从秦朝利用“圣”“贤”观念建立大一统文化盛世的角度出发,探求秦朝及汉初因政治思想差异对国家命运的影响,继而讨论“贤”对“圣”的作用、西汉社会对“圣”“贤”观念的理解。

      二、“承天之明”:秦王朝与汉初对“圣”观念的追求

      李冬君在讨论儒者革命与儒术复兴的时候,即注意到了“王圣运动”与帝王之政的关系,并指出,“王圣”路线与秦建立大一统的文化盛世有着不谋而合的特点。(15)秦亡汉兴,“王圣路线”与“圣王路线”成为新一代君臣需要抉择的内容。自西汉起,为解决君道是否同体的问题,汉之学者即把教化视作制约为君者的法宝,利用贤臣的辅弼,维护着“圣”的仁义形象,在“武功”与“文治”间寻找着契合点。我们还应该看到,秦王朝重视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构建,忽略了对贤臣“为杖”的器重。“备员弗用”不仅使得皇帝日益骄横,也导致秦辛苦建立的博士之官团体四散而去,天下不安。最终,秦王朝国祚仅15年。而秦的继承者,则吸取了之前“威德”与“寡恩”的经验教训并努力调整各种关系。至西汉后期,“圣”“贤”崇拜的思想受到了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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