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后，中国的政治学进入了恢复和发展阶段。尽管有学者一直在呼吁中国比较政治学要进行大发展，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也只是在近几年才发生。 外延性发展取得重要成绩 近年来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主要由一些标志性事件组成：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比较政治研究所；2010年5月，《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国内第一次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李路曲教授主编的国内第一本以“比较政治学”为关键词的辑刊——《比较政治学研究》第1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11年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开会议，组内专家一致同意将原有的二级学科“中外政治制度”改为“比较政治学”；2012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2012年5月，复旦大学成立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5月，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学数据库网站——“比较政治研究网”(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上线；2013年2月，每月一期的电子刊物《比较政治学通讯》(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开始发送；2013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主编的《比较政治评论》第一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5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学前沿》译文辑刊第一辑《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出版；2013年9月，国内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国际学术会议——“第一届中国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最近，天津师范大学的中外政治制度学科也在筹划出版比较政治学方面的系列辑刊。 当然，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爆发性发展的主要内容很多都是外延性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外延性发展确立学科的范围和参与者，而内涵性发展则促使学科产生真正高质量的、社会影响较大的成果。近年来，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包含了一些内涵性的内容。譬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比较政治的方法论意识在增强。许多比较政治研究者都开始强调比较方法：杨光斌教授在《比较政治评论》第一辑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是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唐世平教授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的文章就充分运用了国际上比较前沿的定性比较分析(QCA)；《社会科学》杂志在2013年第5期组织了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学前沿》也围绕比较方法做了多辑专题(第二辑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合作，主题为“比较政治学的概念问题”，于2014年5月出版。此外，第三辑主题为“比较政治学的质性与量化之争”)。尽管如此，整体来看，类似的内涵性发展的内容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应该说，未来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在外延性上有进一步突破。譬如，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界还缺乏一个全国性学会。更为困难的是，比较政治的研究者仍然分散在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政治学理论、世界历史、外国语研究等不同的学科中。这些领域的许多研究者都在从事比较政治的研究，但是研究者之间却仍然缺乏足够的整合。从外延来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碎片化的特征。当然，外延性发展的根本性突破可能不能通过硬性推动来实现。在许多结构性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硬性推动可能会适得其反。 内涵性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在笔者看来，在外延推动出现结构性障碍的情况下，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界应该更多地转向内涵性发展。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比较方法是比较政治学最核心的内容，而国内的许多比较政治研究在比较方法的运用和科学设计的形成方面都还非常欠缺。真正经典的作品需要结合目前国际上比较方法的前沿进展，并对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问题做出有效回应。也只有产生类似《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样的经典作品，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学科才会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和学科地位。此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虽然近年来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呈上升趋势，并且受到过国外严格的方法论训练的比较政治学者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到目前为止，就笔者掌握到的资料而言，中国大陆学者在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Comparative Politics这些重要的国际比较政治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还非常少。 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界一方面应该更多地转向内涵性发展，而另一方面需要静待时机。可以在时机相对成熟时，用内涵性发展推动外延性发展。通过观察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可以发现，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与国家成长的时机和要求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的海外利益非常广泛时，往往需要研究别国政治来保护其海外利益。同时，一个国家在发展中会发现，政治制度的比较可以极大提高其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即通过比较政治研究让其他国家认识到其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的价值。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应该练好内功，努力做出经典的比较作品，做好准备迎接比较政治新的发展时机的来临。 为此，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者可以在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对西方比较政治学长期忽视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并对其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创新。譬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政局动荡、国家分裂、军人干政、政党虚弱、种族屠杀、民族冲突等问题，而西方比较政治学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是非常低的(其关注的核心议题是民主转型。西方的比较政治学者最近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集中关注失败国家问题)。这样的研究现状恰恰为中国学者的成长提供了某种空间。第二，西方比较方法的新进展强调多因解释，这一研究转向是对其单因解释传统的批判性进展，而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就有多因分析的传统。因此，中国学者可以在整合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更为精细的多因解释框架。譬如，詹姆斯·马洪尼提出的双层理论中运用了一些表示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达方式。运用这些表达方式，整个多重因果关系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中国学者可以吸收和整合这些成果，使我们习惯使用的多因解释模型更为明晰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