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 年我国教育史学理论研究进展

       教育史学科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肩负总结与反思教育发展历史的学术责任。本文以40年来我国教育史学理论研究发展为主题，运用软件CiteSpace5.1 进行分析，制成相关科学知识图谱，直观呈现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研究前沿等，在此基础上对教育史理论研究发展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总结过去40 年来我国教育史学理论发展概况，为当代教育史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几代教育史学人的共同努力下，40年来我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呈现了丰富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形成了多种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涌现了多个研究群体，并逐渐融入到世界教育史研究组织之中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在高举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新时代，如何在继承过去40年来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理论创新，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史理论研究者思考的命题。那么，40年来我国教育史理论研究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脉络?不同时期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源自何处?当前教育史学的困境与出路何在?这些是本文在梳理40年以来我国教育史理论研究进展的过程中所思考并力图呈现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工具。本研究以CiteSpace5.1为研究工具。CiteSpace是一款由美裔博士陈超美基于JAVA程序设计开发的一款可视化的文献分析软件，可用来绘制某个学科或知识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一个领域的知识特征，并识别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1]运用其相应的文献分析功能，可以得到关于研究主题、关键词、作者、机构、时间线时域图等各类直观形象的文献分析图谱，既能对相关研究进行直观概括，又能在图谱基础上得到相关研究更为深入的科学分析。

       2.数据来源。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知网(CNKI)，将搜索范围定位“期刊”，以“年between1978，2017and主题=教育史学or主题=教育史研究or题名=教育史学or题名=教育史研究or题名=教育史and题名=教育史学and(精确匹配)”为检索条件，构成教育史学理论研究主题词群，经过检索与剔除无关文献后，共得到有效文献757篇，本文所有统计数据检索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10月1日。

       二、发展阶段与特征分析

       图1为40年来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文献数量统计图，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史学理论研究呈三个主要阶段的稳定递增形态:(1)1978年至1994年，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均在10篇以下，表明只有极少数学者就教育史学科如何发展发表学术观点。(2)1995至2008年，这一阶段的发文数量从10篇逐渐突破到近40篇，表明教育史研究的自我反思行为呈现集体化特征。(3)2009年至2017年，教育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年均发文数量达50余篇，教育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反思已然成为教育史研究中的常态，朝着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

      

       图1 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文献数量统计图

       (一)解放思想后的教育史学自觉意识觉醒(1978-1994年)

       1978年4月，广东教育会组织了一批高等师范院校包含教育史研究者在内的教育学家，举行对孔子教育思想再评价的座谈会，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吹响了号角。1979年12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1996年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2004年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的成立在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杭州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纠正了“厚今薄古”“以论代史”的错误倾向，理顺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重新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教育史研究，明确了拓展教育史研究范式是促进教育史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探讨了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提出加强教育制度史的研究。本次会议奠定了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教育史研究以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为主要研究范围的基调。1980年和1983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分别以“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题召开年会，引发关于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大讨论，表明从教育史学科重建工作的开始便注重学科体系与理论建设。高时良、孙培青、金锵、吴式颖、滕大春、赵祥麟等老一辈学者分别就中外教育史研究与学科建设发表专论，对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史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的兴起具有指导意义。如高时良认为教育史学科包含三个层次的学科体系:(1)低层次教育史(教育史学内部各种教育史);(2)中层次教育史(教育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3)高层次教育史(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

       有数位中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张斌贤在1986年至1989年连续四年在《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专论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问题文章，论述“教育史学”与“教育史研究”的关系，在“教育史”“教育史研究”之外，提出构建教育史学的设想，“教育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心在于教育史研究本身，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提高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水平，解决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2]，并从十个方面提出加强教育史理论研究。这些文章确立了“教育史学”作为一种从教育史研究中分立出来的新概念与体系。1989年，田正平撰文指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种被史学界称作是‘危机感’的‘幽灵’时隐时现”[3]，率先在学界反思教育史学“危机”。尽管该研究主要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史为分析对象，却是学界迈出传统教育史研究范式做出变革的第一步，是开创教育近代化研究的思想先导。同年，周洪宇撰文指出，任何一门学科或学问都有自己的方法论，每个研究者都受一定的方法论的指导，但是有不少研究者在庸俗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下发生方法论的偏差，导致在学术实践中产生“分割研究”““注经疏义”“假设推理”“添冠加冕”“循环论证”的不良表现，应该坚决地摈弃这种庸俗社会学方法论，回归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法论体系中来，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立体网络结构方法论。1993年开始兴起东北教育史、教会大学史、高等教育史等新领域，代表性作品有齐红深的东北教育史研究、潘懋元与刘海峰的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等理论文章。该阶段并未出版专门的教育史理论研究著作，但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的研究范式已经逐步得到确立。尽管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文章并不多见，但张斌贤、田正平、周洪宇、杜成宪、刘海峰、贺国庆等中青年学者已经发表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并把教育史学作为一种亟待加强研究的领域抛入学界讨论之中，显示出从研究历史到反思自我的转变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发展集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