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F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8.09.029 [文章编号]1004-5856(2018)09-0112-05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晚清名臣，安徽肥西人。为李鸿章淮系集团重要将领、洋务派骨干之一。在早期进攻太平军、平定捻军的战役中屡获战功，官至直隶提督，后因平西捻军之全功晋爵一等男，有“爵帅”之称。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军舰队侵略台湾，清廷先命刘铭传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后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刘铭传赴任后，率台湾军民积极抗法，屡败法军的侵犯，粉碎了法国企图霸占台湾的幻想。1885年，清廷设立台湾省，刘铭传领首任巡抚一职，在任职期间，对台湾的文化、经济、政治等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洋务式变革，使台湾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经济落后的蛮荒闭塞之地，一跃成为全国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大大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究其根底，刘铭传的经济思想和具体实践功不可没。 一、台湾建省的历史背景 清朝在统一中国以后，以“天朝上国”自居，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广泛的朝贡宗藩关系，这种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于藩属国而言，其主要责任即如众星拱月般的拱卫宗主国，也就是“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1]对宗主国来说，通常情况下不会干涉藩国的内政外交，其主要义务在于维护藩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如：明朝出兵朝鲜抵御丰臣秀吉，清代出兵越南抵御法国，等等。 随着帝国列强的纷至沓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不断丧失，版图的完整性遭到极大破坏。不仅如此，清王朝周边藩属国的领土也遭到蚕食，朝鲜、琉球、东南亚诸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略。1876年，日本军舰进入汉江口，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79年，琉球王国被强行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此后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兵锋直指台湾。1862年和1874年，法国分两次强迫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如此一来，藩属国原本的作用逐渐减弱，不再起到对前清防守之势的作用，清廷不得不直接面对帝国列强的重重压力，广西、云南、台湾等边境之地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19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爆发了边疆危机。在西北，中亚浩罕国头目阿古柏勾结沙俄入侵新疆；在西南，英国势力侵入西藏、云南，1883-1885年法国强占越南后，妄图侵略云南、广西、台湾等处；在东南，1874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后向清廷勒索50万两白银才撤军。日本侵台之前，英国在1841年、1842年、1867年以及1868年共发动四次侵台战役，再加上中法战争中法国的侵扰，台湾所受的侵犯前后达到七次，为全国之最。“台湾孤悬海外，屏障东南，久为外人所窥伺”，[2](P183)可见台湾问题已刻不容缓。由于清廷对海防问题不够重视，直到中法战争爆发后，基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清廷才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所以在1885年正式设立行省，刘铭传就是在这“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前往台湾的。 二、刘铭传经济思想及实践 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部分开明官僚提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这批崛起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集团被称为“洋务派”，刘铭传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刘铭传虽武将出身，但从不以武功自诩，在与具有新式思维的改良派人士交往中深受他们影响，因此善于“经世之务”，[3](P55)平时所思考的就是如何“耸国家于富强之列”。[3](P65)他赴台到任之后，愈发深感到“孤悬海外，土沃产饶，宜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不须取给内地，而后处常处变，均可自全”，[3](P107)由此致力于台湾的经济开发。尤其是他主政台湾期间，大力发展工商业、创办近代交通运输业、积极引进外资、改革财税制度、重视经济人才等活动，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为台湾的近代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大力发展工商业 众所周知，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4]清代也不例外，雍正帝曾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5](P866)这种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着之后的历代统治者。对此，刘铭传深有感触，认为人事应当随着天下形势的变化而改革，国家政事应该按照民心所向而有所取舍，“使事事绳之以成例，则井田之制自古称良，孤矢之威本朝独擅，行之今日，庸有济乎?”[3](P127)可见，在刘铭传看来，以往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亟待变革。刘铭传认为商人也是人民，商业就是民业，政府倡导人民经商也是统治阶级施行爱民的实政的具体表现。“故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3](P127)这种商民一体的思想打破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中轻商观念，肯定了商业的重要性和商人在社会经济的重要地位，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为其大力发展工商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台湾由于“孤悬海外”“不通音信”，商品贸易发展缓慢，且进出口贸易主要被外国资本垄断。以茶业为例，当时台湾茶叶出口占出口总商品的66.4％，[6](P15)外国资本通过代理人每年贷款给茶行、茶农的数目极大，“在茶的最盛期，达百万元之多”，[7]从而操纵和支配台湾茶叶市场，台湾本地茶行获利甚微。针对这种情况，刘铭传除了积极倡导种茶外，还在大稻埕设立茶行，为茶叶的销路出谋划策。使茶行交易额逐年增加，成为全省最大的茶叶集散市场。台湾茶叶主要引自福建，故其认为在花色、品种等方面应向福建茶农学习。不仅如此，刘铭传对台湾的特色产品如蔗糖、硫磺等产业，也进行了适当的改革和扩大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