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中的重要一环就是文学逐渐回到它的本体，也就是首先从审美的逻辑起点去观察与体味文学的各个层面。但是，90年代以来的许多创作倾向都说明，一些作家和理论家都忽视了一个最最简单的文学基本原理——作为一组种属关系，那些理应包容在审美范畴内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被看作建国后三十年极左文学思潮的产物而被打入另册。作为一种被排斥的异端，它似乎成为文学本体的赘疣。那么，近年来这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则是对这一审美误区的拨乱反正。不要以为一触及社会现实，文学就会失去它的审美功能。恰恰相反，就一个社会大变革、精神大动荡的时代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论所折射出的审美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综观“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诸多作品，我以为它们之所以缺少“深度写作”的模态而陷于平面直观，以致达不到审美的“深度模式”，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如今，一提及批判与道德，似乎就是很不光彩的落伍表现，然而它却是现实主义的永恒话题。 毋庸置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二百多年来的文学历史告诉我们：现实主义一直是以批判精神作为自己的旗帜，来揭示社会的本质、追踪灵魂的拷问和寻觅人性的良知，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道德的修善。而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日益尖锐，物欲的压迫给人带来的道德沦丧和灵魂的迷茫，显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方法所不能更深触及的人类命题。因而，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又一次兴起现实主义创作的大潮也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病兆需得文学的批判来进行救治，而我们这个具有多重社会性质和多重思潮交织的时代，同样也需要张扬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也许，50年代的“干预生活”的历史创痛给作家们留下了“恐批判”的后遗症，使作家们在描写现实生活时只停滞在表象的客观现实上，只是对人的性格内涵作单向度的呈示。作为一个作家站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立场上的良知与呐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和阻隔，正因为对现实的批判力度的削弱，才妨害了目前许多现实主义作品在描写时代本质方面、在真正走向平民意识方面、在逼近人类灵魂的叩问方面丧失了它的活力。就目前我国的现实社会矛盾而言，在诸多领域里尚存在许多尖锐的社会弊端，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分明是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垢病。倘使作家们在这一切社会的病痛面前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只是一味地指责“救世主”和“牧师”的写作模式不合时髦而沉湎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之中，这显然是背离民间和人道的。而试图用现实主义方法来温和平面地表达一种与社会亲和的描写倾向，同样是不可取的，它不能也不可能揭示这个时代和人的本质，尽管批判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命运是如此的艰难曲折，但它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支。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发展到今天不可能不在其内涵上有所改变，但是它所持有的作家的道德立场——亦即人道主义观察事物的人性逻辑起点，是这批作家看取人生的重要哲学依据。同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时期也会遇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伦理悖反问题。窃以为，如何解决个人道德与公众道德之间的矛盾，是衡量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主体中是否克服了个体偏见而取得道德升华的重要标志。诚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也有人将他奉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那样具有一种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 无疑，作为道德的基础，个人和个性的张扬作为向封建主义文化进攻的有力武器，曾经为现实主义文学立下过汗马功劳，无须说它在西方漫长的资本主义变化过程中对大写人的建立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无须说它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单是新时期以来，它为人的重新认识和确立，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正如梅特兰在划分封建主义文化与新兴资本主义文化时所宣称的那句名言一样：“第一次，绝对的国家正视了绝对的个人”！然而，物极必反，90年代以降，个人化的写作在中国风靡一时。这个“个人化”与现实主义的“个性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无视道德规范，将个人一己的道德凌驾于公众道德之上，臣服于物质世界的压迫，沉溺于享乐主义的感官刺激。这样的个人化写作必然是以牺牲平民本位立场和批判精神为代价的文本叙述，它是以个人道德的无限扩张来消解和飨覆公众道德的普泛性原则。我们说，一个没有“他律”和“自律”的道德是不合人类发展规律的道德，它以戕害他人和公众道德利益为客观存在，的确不是文学的精神家园，尽管当下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以其独特的灵性抒写了具有摄人魂魄震撼力的个人化风格作品，尽管它对摧毁残存的禁俗主义戕害个人灵性的封建道德原则起着一定作用，但是，人的最完美的道德原则就是克服自我的最大欲望来完成道德理性的升华，所以，康德提出了道德的第一条件就是“至善”的原则，卢梭提出了“良心论”的原则。显而易见，在这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矛盾急剧激化的时代，我们不可在物化压迫下沉湎于个人隐私的把玩而丧失一个正直作家面对现实生活的良心和勇气。面对当前文学创作人中的一片反道德倾向的鼓噪，作为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的作家，尤其需要十分冷静地看取纷繁驳的社会生活，尤其需要从文学史的总体发展趋向来与当前创作人比照，尤其需要建树人性的良知与大德大道。作为一个作家，倘使没有一颗爱心，我甚至怀疑他的写作能力以及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如果说得不过份的话，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所遵循的“最高法律”就是维护人性、维护公众道德、维护一切真善美的心灵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