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史的两重时间座标：当时与当前 文学史在时间维度中处在一个矛盾的位置上，它是对过去写作出的文学的记录，而这种记录又是在撰史者的此时的视野中来勾勒的。时差所体现的不只是一个时间数字上的量的差异，也更是一种时代间隔上的性质区别。指出这一矛盾的存在，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文学史所述对象的一些问题。 概略地看，两重时间中，文学史如没有重现出当时写作时的意义，则大多不能揭示出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反过来，如文学史家不能在撰史中体现出当前的理论视点，就不能表白出史识，就没有当代人同古代作品的一种思想上的碰撞和对话，那么古代作品就仍是古代的，它更主要地是一种文物而不是艺术。将这两重时间座标列出后，我们可以从一些个例来看两重时间座标的关系类型。 其一，两重时间座标的意义嬗变需要文学史加以展现。 文学史接触的是过去的文学，这种过去，长则数千年，短则也应有一二十年的间隔，因为近几年的创作一般还不具备入史的条件，时间越近的创作，其评价的变化可能性越大，难有定评。那么，在时间的变迁中，同一部作品体现出的意义就可能有所不同。 在中国文学史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代表。蒲松龄在写作时是以狐仙、鬼女等来写出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屈原诗作那种以“香草美人”来隐喻现实的文学传统。蒲松龄在书中自称“异史氏”，表明自己是写另一种历史的人，在每篇故事的末尾，也以异氏史的身份来作一番评述，这都表现出作者对于现实的关注。《聊斋志异》中表达的思想倾向有好些是同当时社会的中心意识形态存在着抵牾的，如对爱情的描写，对科举制的抨击，这些都只有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才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当今的人们在阅读《聊斋志异》时，大多只是将其当成了古代的神怪传奇小说，觉得读来有趣，至于对蒲松龄在文末的一段训诫文字则大多并不在意，它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就更不被放在阅读焦点上了。与此类似的状况在外国文学中也有体现。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两书，前者是一本严肃的讽刺文学作品，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有辛辣的嘲讽；后者则是对当时英国的殖民开拓政策加以辩护，时过境迁，它们在当时的寓意已不太被人记取，而它的故事性让人瞩目。法国文论家埃斯卡尔皮指出：“这两本书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它们是如何获得一种与作者本意相背离的成功的？这就是通过进入儿童文学领域！现在，它们成了赠送儿童的礼品，笛福对此感到高兴，斯威夫特却对此大发雷霆，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对此感到大吃一惊。”[①]在文学史上作品意义的嬗变中，文学史应对作品原有意义加以重现。 其二，文学史应站在现时立场上加入到当时语境中的对话。 现今人们在阅读过去的文学时，只是将当时的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此时”的存在来看的，而读者的“此时”已不同于作者的“此时”，作品在写作时的许多丰富的在语境中的含义、韵味，如不能在作者写作的时代上来看，则就很难将其展示出来。 关于语境中的语义韵味，这一点我们在文学作品描写的语境中就可以窥见一二。在鲁迅小说《孔乙己》的末尾，有一段酒店掌柜的独白： 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第二年的端午节，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这一段描写是在孔乙己死后的事。孔乙己在生前穷愁潦倒，胸怀救世济民之愿而无履行之机之力，他只有在并不如意的生活中消磨了他的一生。在他死后，人们不是表示对他的业绩和人格上的纪念，而是淡忘了，在提及他时最多也是和他的欠账一类事情联系起来。在这一描写中，作者在冷静、客观的笔触中表达了对死者的同情，也刻划出了掌柜的势利。在上引例文中，掌柜的一句毫无文采的、也毫无人情味的话：“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表达了孔乙己殁后掌柜也不能忘怀的事，而且由年关时节到了端午节，有过两次重复。这种在语境中体现出的平淡的话语，就可以让读者读出世态炎凉的沉重感。 文学作品在创作时和创作出来之后也有一个语境问题。这一语境对后代读者来说可能已并无明显显现，它使得作品在原语境中的意义就容易受到忽视。如《十日谈》中有些故事里有猥亵的内容，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这却是张扬人性，冲破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观的革命！因此它在当时的语境中体现出的这一韵味使得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又再以《聊斋志异》来说，该小说问世后，清代大儒纪昀不满该小说对鬼狐之类描写的态度，认为小说应“尚质黜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应“不乖于风化”，“有益于劝惩”，反对《聊斋志异》那种寄情孤傲的写作立场。纪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大多是仿古体的笔记小说，它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清代各自成为短篇小说的两大流派的代表。从这种一立足于讽谕，一崇尚教化的语境来看《聊斋志异》，则就可以见出单从小说文本所不能看到的东西。当今的文学史撰史者来写这种在对立语境中的小说，可能得更多地对蒲松龄持以肯定评价，但是，在通俗文学取得长足发展，且其中有些作品思想格调低下的状况下，对纪昀的“有益于劝惩”的小说观也应有合理评价，绝不能一味地斥之为立场保守的文学观。 其三，文学史应写出文学作品思想的历史赋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