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学者给“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关系到莘莘学子和后代文学爱好者如何正确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也正因此,就必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定准、定妥。这里,说说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误区: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过去习惯的提法是:1900—1919年的文学是近代文学;1919—1949年间的文学是现代文学;1949年至今的文学是当代文学。从八十年代起,对这些习惯的提法有了质疑,认为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鸿沟,而是有许多相通之处,应该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到了世纪之交,更多的学者反思本世纪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认为还是提“20世纪中国文学”为好。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著和专著不断问世,于是乃有“20世纪中国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出现。但当人们给“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确定它的性质时,一些学者进入了误区,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请看以下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在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其实是西方近代文学思潮,主要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与西方近代文学有惊人的相似性。二十年代末中国文学由“西化”演变为“苏化”,直到五、六十年代都是苏联模式,到八十年代才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因素,九十年代这种因素迅速增强,但仍未出现成熟的现代主义思潮。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并未出现成熟的现代主义思潮,始终停留在欧洲近代文学所倡导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的范畴内,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近代文学。 另一种意见不完全同意上述意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近代性、现代性成分很复杂,如郭沫若的诗歌与现代主义联系就很紧,因此主张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文学”。可以看出,这种意见虽然与前一种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却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并无成熟的现代主义,而后者则认为已经有了一些现代主义,只是还不占优势,因此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文学”。 又一种意见则认为,五四文学并不抵制、排斥现代主义思潮,以《野草》为例,其中现代主义成分极强;三、四十年代冯至、艾青、徐志摩等许多人的作品中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因素,因此,“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应定性为现代文学而不该定性为近代文学。但是,持这种观点的有些学者又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被“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取代了。所谓“新时期文学”,这只是知识分子制造的一个幻想,这时期整个体制没有大的变化,文艺创作主旋律其实与17年一样仍是为政治服务,尽管表面上不这样提。真正的现代主义还没有出现。尽管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同意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文学,认为1919—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是现代文学,但他们实际上也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 前不久,在海口—三亚举行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13届年会上,据说以上三种意见进行了交锋,但是无论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文学,或定性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文学”,还是把1919—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定性为现代文学,他们都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全都进入了误区,都是我所不同意并表示反对的。 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可能决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竟有这么大的神通,有了它,文学就进入了现代,没有了它,文学就只能算是近代,应该说这是天方夜谭。因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不可能决定也是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性质。意识不能决定意识。社会存在才决定社会意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现代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以自由竞争为主的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垄断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特别明显而严重。欧美的一些文艺家不满于社会的这一现状,而又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于是在文艺上来一番叛逆,不只是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提出了挑战,而且对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印象主义(19世纪70年代兴起于法国)、唯美主义(19世纪后期兴起于欧洲)、颓废主义(19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于欧洲)等近代文艺思潮也提出了挑战。他们打出了新浪漫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瑞士苏黎世兴起)、意识流(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象征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法国)、达达主义(20世纪初在瑞士苏黎世)、表现主义(20世纪初兴起于德国)、超现实主义(20世纪初兴起于欧洲)、存在主义(19世纪以基尔凯郭尔、尼采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为其先驱,20世纪以来,流行于德国和法国)、荒诞文学(19世纪即进入了文学,本世纪以卡夫卡、塞林、加缪等人为代表)等种种旗号,于是人们把这些文学思潮统称为现代主义。可见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以表现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为主要内容,在哲学思想上倾向于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由于它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下一部分人民群众对现代资本主义不满的情绪和愿望,所以受到相当多读者的欢迎,并被许多作家作为创作时的思想指导。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革新性。因此,它逐渐取代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文学主潮。然而,由于它的缺乏理想,深深浸透着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在艺术上的革新又慢慢蜕变为千奇百怪,于是又为读者所厌弃。从本世纪60年代起,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都出现了某些新变,作为经济、政治反映的文学思潮也有了新变。后现代主义(同样是众多思潮、流派的混合)揭竿而起。文学方面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贵族化倾向与学院派作风;抨击现代主义文学只强调主体的主张,反对把主体当作艺术的绝对中心;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雕辞琢句、旁征博引的对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追求;反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抽象性、“非人格化”特点;同现代主义者的精心构思不同,后现代主义者突出地强调“拼凑”的艺术手法。(参见鲍昌主编:《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后现代主义”条目)但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究竟是现代主义的反拨还是现代主义的延续发展,迄今并无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都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产物。随之出现的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样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结果,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影响,但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至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竟能决定植根于中国生活土壤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那就更是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