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否定”缘何作为逻辑起点 “否定论”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至少来自对当代各种文学观的共同局限的整理，其中包括当代文学创作痼疾提出的创作方法、需求、中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经验的归纳，以及中西方各种否定哲学相对于时代发展的不适应性，对百年来知识界反传统思潮造成的“否定”的误区的纠偏及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和文学批评否定特性的丧失以及否定内含的调整，等等。这些方面融汇了“文史哲”各学科各层次的需求，使得“否定”这个概念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内容，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现实内容，并使得“艺术否定论”最终明显地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本体论，具有中国文化批判和文学建设的特点。 从当代流行的工具论、反映论、审美活动论、文学是人学、形式本体论、解构论这六种文学观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具论和反映论因为显然的不能揭示文学特性，并给创作造成了诸多危害的状况，已远不能适应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要求，其症结在于文学本体论思维的不在场；而“审美活动论”和“文学是人学”虽然是一种本体论思维，尤其是人本主义本体论的思维，但由于“活动”和“人学”是一种内涵和外延均极为宽泛的概念，囊括了人类的各种活动和各种内容，并难以区别人的有价值活动和无价值活动，难以区别文学中的情感内容、价值内容及社会、心理、生理等内容的关系，这就残留了黑格尔“绝对精神”包罗万象的弊端，不利于在已经杂乱无章的当代社会给人的重新限定、严格限定，所以就难以触及文学的特性和要害——“审美”的出现，只是这种难以触及的不得已行为。但艺术和非艺术活动中均存在审美现象，一些现代主义作品并不以审美为目的，已给“审美”就能揭示文学特性的说法打上问号。为此，有必要借助“反映论”中“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性思维，来完成对“活动”和“人学”的限定。由于“反映”不能包含价值论，所以“否定”在此，就成为既能揭示人的价值活动，又能揭示艺术的价值特性这一双重内含的概念，成为艺术和现实的中介。由于“否定”在人的艺术活动和非艺术活动中均会出现，所以“对现实否定”和“在现实中否定”就成为这种区别的重要标志。艺术定位在“对现实的否定”中的好处是：审美可能出现在这种否定中，也可能并不出现在这种否定中，其结论是：美在人的否定中，但审美并不等于“否定”，艺术也就与美区分开来。或者说，审美是否定的极致。但非艺术活动中（“在现实”中否定）也有“否定”，所以审美在人的文化活动中也会出现，审美也就由此不能界定艺术。其次，“形式本体论”之所以在“本体”的思维上有客体化和固化的毛病，并且容易在中国作家这里造成模仿，就在于“形式”忽略了它的“何以成为可能”这一本源性价值限定，不能蕴含此形式区别于他形式的价值限定，这样，“对现实的否定”就成为形式本体论缺陷的弥补。但由于固化和物化形态是文学作品赖以存在之根本，并以此显示出它和宗教、巫术等区别。这样，否定的“结果”又是需要被强调的。但“结果”之所以不用“形式”这个字眼，是因为艺术否定现实的结果可以有多种形态（神话、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本体论，等等），在未来艺术家的创造中还可能出现非“形式本体论”的“形式”。因此，作为固化形态的“结果”，其笼统性又是必须的。 至于“解构论”倡导本体取消的观念，由于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它颠覆的主要是“道”本体。又由于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文学本体，所以“解构论”在根本上构不成和我们正在建设的文学本体的冲突。只不过，由于中国文化与文学水乳交融的特质，“解构论”又可能会影响文学本体的建设，这是我们对“解构论”应首先持以的戒心。关键在于“解构论”之所以与“本体论”有所冲突，是由于传统“否定”观念不具备建构的特性，需要“肯定”出场来进行建构，导致“否定”本身只具有破坏性、颠覆性。这无疑与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相触能。在客观效果上，它只能促使贫困的中国当代文学更加贫困，造成类似《废都》的作品层出不穷。因此，“解构论”对我们的功用，只具备方法上参照的意义，即转化为“否定”所具有的对中西方既定理论体系进行局限分析的性质，使其成为一种“材料”进入“否定”的方法系统，而“否定”的内蕴，从此也将具有创造性特质。 至于从当前文学创作的问题中提出理论命题，结合对中外文学史的一些经典作品的经验归纳，已是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各种创作观念并存，各种文学思潮迭起，小说创作模式，从传统的情节小说，发展到意识流、情节淡化小说，再发展到纯形式小说和能构性“原生态”写实小说，几乎尝试过西方各种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或局限于生存现实，或局限于观念和创作模式的现实，或局限于各种西方哲学理论的现实，一直难以贡献中国作家自己的文学观、自己的小说模式，乃至自己的对世界的哲学理解，这就使中国作家难以出昆德拉、索尔仁尼琴、卡夫卡、博尔赫斯这样的在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显示出独到性的作家。进而也使中国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中不能经受起检验——局限于现实，时代一变化，小说就难以卒读（如《伤痕》、《乔厂长上任记》），而空间一变化（介绍到国外），西方读者总是能从中读出过于浓烈的政治文化内容，或者就是读到西方作家自己写的内容。文学生命力的贫弱与同西方文学对话能力的贫弱是同步的。这种同步性或许已经告诉我们：小说怎么写已经不再重要，小说模式发展到今天，已丧失了还能新变的可能，即使在西方作家那里还有这种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作为知识现实介绍而来，而不是由中国作家自己发现的。这种被动状况预示着：无论小说是古典写法还是现代写法，重要的是小说要能体现出对现实的否定能力，通过超越生存现实，既定的文化观念现实，以及由众多的小说组成的文学现实，来实现小说的文学本性，才可以使作品在内含上显示出多层次性（政治性、文化性、人类性），在作品的意蕴上显出作家独到的哲学体验与理解，然后才能派生出作品形式方面、创作模式方面的创造。换句话说，小说模式的创新，实际上是由小说对现实（观念现实、文学现实）否定的结果，移植别人的否定结果，也就丧失了自己对现实的否定精神，故而也就很难写出有文学本体意义的小说。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的内蕴已经告诉我们：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因为创作模式比乔伊斯作品落后而影响其文学价值，反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不会因为其哲学内含新颖就超过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其问奥妙，正因为上述作品通过各自的“方法”构筑了一个不可重复的世界，而且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人性深处的不同内含，才因此永远对人具有感动和启悟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文学的世界性或人类性正好体现为作家“对现实”否定的特性，而文学的文化性或民族性，则是通过这种否定的不同“结果”体现出来，这使得文学的文化性通过作品的风貌、形态和表层内容可被我们看见和触摸，而作品诞生的过程以及作品的深层意绪，又使我们难以看见并且难以言说穷尽，也才好被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去体验和解释，——这正是文学达到人类性深度的重要特征。尤其是，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是以强化其相互模仿和复制，尤其是以认同现实的姿态来获得读者的话，文学的这种否定特性就更应该被我们所强调、所倡导——一旦这种状况也能不同程度地揭示西方后现代文学相同的病症，文学的这种否定精神的强调就具有恢复文学之根、文学之本的意义，并具有文学人类学的功能。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强调“否定性意即在艺术作品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既存事物的，甚至作品的用词谴字也非现实既有的”[1]时，艺术否定论的诞生，就还具有和西方文化批判本体论进行对话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