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朗西埃的思想地图中，书写(ecriture)并不像感性分配、审美机制等范畴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却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隐线，他曾将书写隐喻地指涉为不受控制的民主。在其语境中，民主不是政治制度，也不是社会状况的平均化，而是既有的表达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逻辑和象征断裂，由此扰乱了既定的感性分配秩序。就此而言，书写本身就是词语重新分配感性的政治进程，也是打破权威和固化秩序、并使不可见变为可见的行动。本文将追溯“书写”范畴在其文本中的踪迹，并将其与文学和民主相连，从而考察其以书写为潜在线索的平等理念。 一、书写—哑语：孤儿般的言辞 作为一个文学理论范畴，“书写”的兴起伴随着解构/后结构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在场批判。德里达曾以元书写之名反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霸权，由此，书写天然地带上了革命性。朗西埃对书写的讨论也继承了这一思想遗产，认可了书写颠覆中心的潜能，并从隐喻层面将书写理解为不受控制的民主，在民主和书写之间建立了内在的等价关系，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成为理解其美学思想的重要路径之一。 早在《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中，朗西埃即提出了“书写”范畴，并以“字词过度”(L'exces des mots)来展示书写的民主化力量及其对历史编纂策略的影响，如其所言：“字的过度不仅杀死了国王，也窃取了民主时代人们对于维持其社会生存法则的认知”①。在《歧见》中，他又从三个方面深化了“字词过度”的思想，即超越命名范围、超出生命必需的再生产、超出了交流模式即规范所施加的种种社会秩序。与文字性紧密相关的这些“过度”决定了人们行动、存在和言说的方式。由此，“现代政治动物首先是文字动物，他们被一种文字性回环所捕获，这种回环扰乱了决定个体位置的词语秩序与身体秩序之间的关系”②。在《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一书中，朗西埃又将“字词过度”称为言辞出离。出离有好有坏，坏的出离诸如堂吉诃德的灾难性冒险，即要在现实中寻觅书的相似物；好的出离则“不愿向着意象猛冲而被碎身于书与现实之间的墙壁，因而致力于消除与模仿特权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分隔物”③。所谓分隔物其实就是原型(本源)及其模仿物之间的界限或秩序，书写的僭越在于对这一界限或秩序的挑战，并使这种分隔物成为可辨认、可流动、甚至可替换的。 其实，文字的这种出离行为可追溯至《斐德若篇》中对文字的指控。当塞乌斯(图提)带来书写技术时，国王萨姆斯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如果有人学了这种技艺，就会在他们的灵魂中播下遗忘，因为他们这样一来就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他们不再用心去回忆，而是借助外来的符号来回想。所以你发明的这帖药，只能起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健忘。你给学生们提供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借助于文字的帮助，可以无师自通地知道许多事情，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实际上一无所知。”④这段文字悖论性地展示了口头与书面、记忆和书写的关系，由此成为后世理论家讨论书写问题时不断返回的源头。争论的焦点在于，文字到底是改善还是削弱了记忆？其实，塞乌斯和国王所说的记忆并不是同一个，塞乌斯所说的记忆是一种人工记忆，是人们对经验领域诸事物进行排演和萃取的技能；而国王所说的记忆接近于一种与真实对应的本源记忆，是缪斯之母赐予的神圣源头。这段文字也是柏拉图捍卫灵魂记忆的一种表达，知识的源头不是感官印象，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模式，知识目标就是灵魂记忆中铭刻的原型。文字不仅不能使灵魂返归这一本源，还会使之误入歧途与迷宫。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完成了对文字和书写的贬抑，这种贬抑与《理想国》中驱逐诗人的理由类似：诗人以模仿混淆真实与虚构的行动类似于文字替补本源的僭越行动。进一步说，文字与模仿都破坏了柏拉图在真理与意见、可知世界与可感世界之间确立的分界。在对记忆和书写神话重新解读之时，朗西埃认为，“书写的可见性与可利用性推翻了话语在发布者和听众之间建立的合法关联，也扰乱了知识和话语建立可见性和权威的方式”⑤。较之柏拉图对文字污染记忆本源的指控，朗西埃也将文字视为本源秩序破坏者，书写总是处于某种越出、无度和疯癫边缘，挑拨着物归其位的本源秩序。 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德里达也将记忆的权威视为单一起源的神话，这是形而上学贬抑文字以确立声音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文字的双重身份(既是记忆之解药也是记忆毒药)显示了本源不断被替补的真相。由文字的无限延异所构成的替补性运动就是文字“无父”的真相，德里达试图解构的就是“给文字设定一个逻各斯之父的阴谋”⑥。为文字与书写设定一个父亲，其实就意味着在文字和书写之上存在着某种声音或精神，死的字句必有精意赋予灵魂才能变成活生生的言谈，才能获得方向。 在对文字和书写的看法上，朗西埃同时继承了柏拉图和德里达的理路。书写留下了无父的孤儿言辞：“民主确切地说是书写的机制，游荡的孤儿文学在其中具有了法律效力，取代了有生命的话语和共同体鲜活的灵魂。”⑦朗西埃将这种孤儿言辞称之为哑语，哑语之“哑”并不是不去说，只是这种“说”需要辨认。一方面，意义内在于事物本身，任何事物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只有当个人们解开了哑语的深层含义并代表其发言时(否则哑语将继续保持沉默)，哑语才开始讲话。这两个方面为哑语制造了两种形式：象形文字下的潜在含义，以及对任何意义都形成障碍的沉默，并对应着一分为二的书写观念，“书写既是伴随自身并证实身体的孤儿言辞；此外，书写也是将观念铭刻进身体的象形文字”⑧。 “哑语”构成了现代文学书写的特定形式，也是朗西埃讨论书写与文学之关联的中介物。而《沉默的言语》这本著作也始于“文学是什么”的追问，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文学或文学性的区别性特征到底是什么？在这一追问中，文学这一历史性范畴的构成性矛盾毕露无遗，最终也导向了现代文学自律观念的解体。 二、书写民主与文学主权 如何理解文学的构成性矛盾呢？简言之，这种矛盾就是书写民主与文学主权之间的冲突。书写是一种超历史概念，文学则是隶属特定的历史机制和范畴。⑨依循朗西埃在哑语之书中的分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发生在文学时代替代再现时代的时刻。在再现时代的视野下，文学遵循着文类性、得体性、虚构性等规范性原则，但在文学时代中，文学逐渐演变成一种有关写作的艺术。⑩而再现时代与文学时代的划分已经预示了朗西埃后来有关艺术机制的理论。(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