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理论与田野实践的成果，实现了学术研究范式从文本到田野的转向，学科建构也完成了从研究意识萌芽到初具形态的转变，呈现出多元而稳健的发展局面。纵观中国艺术人类学30余年的学术发展之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还处于学科建设初期，如田野工作的基本时间规范、广度和深度、多点田野研究、动态追踪、田野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提升以及民族志文本书写中的历史与国家在场、正视文化变迁、尊重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解释权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反思。 二、对田野工作的反思 田野工作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根基，田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该学科的发展是否能够走向纵深。“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各类新的艺术实践的发展，艺术类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选定与保护，各种地域性的、少数族群的、市民大众的和跨国界流动的艺术互动与交流，支撑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艺术创作等等，都亟需艺术人类学者通过翔实的田野工作去研究。”[1]72乔建先生在中国艺术人类学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从实求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的发言。他提出，对艺术的研究要通过人类学严谨、深入而全面的田野调查来展开。这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要件，即“以人为本”“整体观念”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人为本即在对艺术的研究中，不能将目光只集中于艺术本体层面，而要研究承载这些艺术的艺术家、艺人和这些艺术的受众。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掌握这些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整体观念即要全面了解艺术所存在的社会文化整体情况，将其置入具体存在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整体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即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艺术，对不同族群之间、不同传统之间的艺术进行比较，进而实现识别文化艺术异同及其所以异同的目的。[2]2-3乔健先生提出的三个要件，对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提出了基本要求。 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源自田野的个案研究成果，每年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都有百余篇论文提交。就深度而言，走马观花式的田野采风居多，且侧重于事例和数据的平面化描述，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来说，便很难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富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而能够坚持长期的参与观察，深入的田野研究还较为鲜见。就广度而言，田野工作的广度仍有待拓展，不仅是在乡村也应该扩展到现代都市，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田野，还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开展田野调查。因此应该对田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反思，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逐步走向学术规范。 （一）田野工作的时间规范 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获取田野第一手资料的主要途径，也是民族志书写的素材来源。西方人类学界对田野调查有一整套的学术规范，就田野调查所需时间而言，在田野调查开始之前，需要1～2个月来适应田野点的环境。通常一个完整的田野调查至少应该是包含春、夏、秋、冬四季的12个月，因为这是人们日常生活经历的一个完整周期。之所以设计如此长的时间来观察研究对象，是因为要想进入一个社区，与社区里面的人相互熟悉，并且深入地理解一个社区的文化实属不易。普理查德说：“当一个人类学家和土著分别时，双方都没有离别的忧伤，只有达到如此境地，他才算成功。”普氏的这段话表明，研究者要尽可能地融入被调查社区的生活，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当调查者被社区居民认同，达到了见惯不惊的程度，才算被社区接受。可见田野调查所需要达到的深入程度。 （二）田野工作广度与深度的拓展 就田野的广度而言，传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往往喜欢立足于乡村艺术田野，而很少关注城市的艺术田野；对现实生活中的艺术田野调查居多，而较少关注历史空间和网络空间中的田野。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传媒信息化的发展，乡村的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转变，如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许多农村划入城镇化建设布局，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等等，都使现在的乡村田野不同于以往，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我们应该拓宽田野工作的视野。因此，“作为主要关注文化差异性的学科，人类学不仅可以在异邦和乡野展开研究，也可以在家乡和城市中进行田野工作；不仅在地理意义上的田野地点中调查，也可以在历史和社会场景意义上的事件、文本、机构中进行分析，从而为认识自身，认识人性提出独特的洞见”[3]71；不仅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田野，而且可以深入到网络空间中做田野。如周星在“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4]95-99的研究中，就很好地利用了网络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他虽远在日本，却利用网络进入到国内多个汉服组织的网络社区，发帖与汉服组织的成员进行对话与交流，将田野调查的一部分置入到网络空间中进行，对完成研究起到了很大帮助。 就田野工作的深度而言，研究者应该花费较长时间参与所调查社区的生活。首先在对人的采访中，研究者应该对被采访人坦诚相待，得到对方的信任，彼此相互熟悉，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度访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调查者（艺术的承载者）有些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经过媒体的宣传，往往在当地颇有名气，也经常会受到一些学者或媒体的采访，次数多了他们便有了一套应对各种采访的“说辞”。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长时间的磨合和反复多次的调查，才能使被调查者克服惯性思维。由于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相处甚久，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被调查者自然愿意就有关艺术事象的相关问题进行深聊，把他掌握的一套地方性知识表述出来，而这些恰恰是我们需要的。其次，就对采访地的调查而言，研究者应该提前制定调查预案，尽可能做到详细而全面；做好每天的调查计划，原则是不贪多而求精、求深；每天调查结束要及时进行梳理与总结，撰写田野调查笔记，详细描述一天的调查情况及所得资料状况。总而言之，在田野工作中，我们要转换思路，既要扎实做深，又要拓宽田野调查的范畴，使田野的视野渗透到艺术存在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