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史揆要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子方(1955-),男,汉,江苏灌云人,文学博士,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先后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艺术史论(江苏 南京 210018)。

原文出处:
艺术百家

内容提要:

在先秦,真、善、美密不可分,艺术与诸子学说更是交织在一起,它们从美与艺术的外部规律入手,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母体,但实用艺术理论则因其远离哲理而首先独立。尽管儒家将其补入经典,《考工记》仍顽强地体现出实用艺术本体论的独有属性。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转型时期。人们的认识已不局限于诸子美学,也不满足于外部规律探讨,而拓展和深入到艺术各个门类。在唐代,门类艺术理论进一步发展,构成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得以形成。宋代以后,各种艺术门类基本健全,理论上同样显示了前所未有全面和成熟,涌现出一些具有总结性的有关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著作。晚清学者刘熙载的《艺概》一书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著者标举“观其全”和“兼通”,用“艺”这个词将文、诗、词、曲、书法等艺术形式囊括其中,与后世谈论的艺术学基本概念暗合,在艺术理论史上,体现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有特色。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1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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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艺术资源,也有着闪光的艺术理论观念。固然,古代中国人并不擅长于逻辑严密的理论建构,但这不代表没有深邃的理论思考。从文明社会开始,中国思想家就把审美与艺术同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考,虽在表述和论证上显得不够系统,但在根本上贯穿着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念。在古代文明发达的几个国家中,中国艺术理论自成一个独立的严整的系统,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以下作一点简要描述。

      一、上古:艺术理论分属诸子美学,实用工艺理论首先独立

      在古代中国,真、善、美密不可分,艺术与美更是交织在一起。先秦时期产生了不少哲学美学派别,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和道家。它们从美与艺术的外部规律八手,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母体。儒家美学的创始者和重要代表是孔子,他把艺术的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四个方面①。其中“兴”和“怨”侧重说明艺术抒发情感的特征;“观”和“群”则说明艺术通过情感感染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效果。孔子第一个从人的相互依存的社会性与个体的感性心理欲求相统一的高度来观察审美与艺术问题,指出了审美与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与《今文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提法是一致的。孔子之后,战国时期儒家美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礼论》则提出了“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的说法,涉及主体能动活动同美的关系,并且在《乐论》中集中而具体地阐述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基本上属于荀子学派的《乐记》更进一步系统发挥和丰富了荀子《乐论》,对先秦儒家美学关于艺术的看法作了一个划时代的总结,成为儒家美学的重要经典之一。当然,儒家美学与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密不可分,美学的政治伦理化也带来了道德教化和艺术创作缺乏想象力的消极后果。另一方面,先秦哲学中也存在着反美学、反艺术的学派,这就是墨、法、道诸家。墨家和法家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对审美与艺术采取蔑视以至否定的态度。墨家主张“非乐”,即否定艺术,认为审美与艺术活动只能“亏夺民之衣食之财”,无补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从“富国强兵”的政治功利主义出发,认为艺术无用,文学有害,全面否定儒家的礼乐政治。同时又提出“撞钟舞女”“无害于治”的说法②,把美和艺术的存在空间置于在政治伦理日常效用之外,与人的感官欲望相连;这些见解恰恰说明法家美学观的矛盾性。道家情况同样比较复杂。一方面,道家美学处处致力于揭露美与善、美与真的尖锐矛盾以及美丑对立的相对性、虚幻性和不确实性。庄子甚至认为,各种人为的审美与艺术活动有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发展,主张“擢乱六律,铄绝竽瑟”,“灭文章、散五采”(《胠箧》),与前述墨家法家观点同出一辙。另一方面,道家关于“技”和“道”的许多著名的寓言,涉及审美与艺术创作的某些特质,包含了对艺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高度统一的认识。庄子《达生》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主张“以天合天”,《养生主》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大宗师》所谓“坐忘”,《人间世》所谓“心斋”等说法,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审美与艺术而言,但其思想实质和审美与艺术创造相通,是中国古代美学上最早的关于审美心理特征的深刻说明,并且提升到了宇宙观和人生哲学的高度,不同于一般肤浅的经验性的观察,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这并未脱离艺术的外部规律寻绎,也未改变其从属于哲学思想体系的本质。

      与艺术美学受制于诸子百家的情况相反,先秦时期实用艺术理论因其远离哲理而有着独到的表现,《考工记》即为此时期试图从内部和外部规律相表里入手讨论问题的手工艺专著。据传西汉时《周官》(即《周礼》)缺《冬官》篇而以此补入,得以流传至今,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该书作者不详。关于《考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成书在春秋末期,也有的主张战国成书说。郭沫若根据书中使用齐国度量衡以及齐国地名和齐国方言,考定为齐国人所作,“实系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1]605。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官方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但可能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在流传中有所增益。该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占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

      《考工记》全文约7000多字,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相当于总目和总论,主要阐述了“百工”的含义,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获得优良产品的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第二部分分别阐明了“百工”中各工种的职能及其实际的工艺规范,包括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其中6种已失传,后又衍生出1种,实存25个工种的内容。相比较而言,第二部分内容更为后世工艺史界所重,其中分别介绍了官室、车舆、兵器及礼器、乐器等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涉及建筑学、数学、力学、声学甚至冶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以今天的目光看,《考工记》一书从多方面反映了先秦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先进水平以及人们对生产过程规范化的一些设想和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也是我国古代比较全面地反映整个手工业技术的唯一的一本专著,其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儒家将其补入经典,但《考工记》仍顽强地体现出实用艺术本体论的独有属性。

      秦汉以后,艺术理论进一步发展。东汉时期出现的《毛诗序》把《乐记》的基本思想应用于诗歌,对儒家诗论作了系统的总结,以经典的形式陈述了儒家对于诗的看法。所有这些,皆为中国艺术理论大厦搭建了框架和奠定了基础。

      二、中世:门类艺术理论分别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已进入了中世纪,但与欧洲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不同,自此而后,便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魏晋玄学发展到后期,同印度传入的佛学发生联系,这对东晋南北朝的美学产生了影响。如关于灵魂与肉体即“神”与“形”的关系的辩论,直接影响当时的艺术理论。人们的认识已不局限于诸子百家美学,也不满足于外部规律探讨,已拓展和深入到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各个门类,出现了一批系统分明的美学与艺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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