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的重大判断，并首次对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了战略安排。这是一场关乎全局、影响深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2]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教育怎么办？这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新时代命题。 要回答好这个命题，必须把握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与轨迹、定位与尺度及其复杂的内隐关系。除了对二者进行“作用与反作用”等普适性类型化关系界定之外，更应聚焦于教育与经济二者关联发展的时代性与目的性，彰显不同时代对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不同目的与价值诉求。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教育与经济的共同目标便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此作为二者深度关联、交互着力的逻辑起点，构建教育与经济互生共长的“生态网”就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新任务。立足于经济乃至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场域，透视教育在此大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目的，按照先后、内外、正侧、上下、表里等多维立体视角梳理此张“生态网”，教育既可以在经济之先牵引，也可以在经济之后驱动；既可以在经济之内构筑，也可以在经济之外丰富；既可以在经济之正面推动，也可以在经济之侧面共振，从而形成教育既主动因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又与经济协同共进，推动形成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网络体系群”。 一、超前布局引领型人才培养，居经济之先牵引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发展理念、发展机制还是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均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其中对人力资本与人才资源的需求空前凸显。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由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变，由低技术与低附加值向高技术与高附加值转变，由自然资源为本向人才资源为本转变，由劳动力成本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近期我国不少城市已掀起“抢人才”大战，其实质是在抢占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其背后的逻辑正是“人才决定现代化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人才已然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动力与实然象征。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也曾言：“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具有经济学价值的资本，而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4]这也是以人才培养为使命的教育在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进步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有力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景象和社会发展形态。 依据教育对经济发展呈现的跟从、适应、引导三种态势，可将人才培养大致分为跟随型人才、匹配型人才和引领型人才等三种类型。第一类跟随型人才，即为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就紧跟着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比如，钢铁厂建好了缺乏技术工人，职业学校就开始实施订单培养，这样培养出来的就是跟随型人才。第二类匹配型人才，便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产业与新行业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能够迅速适应这些新业态的新变化与新需要。比如，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此相关专业的人才能够迅速适应新的要求，就可以称为匹配型人才。第三类引领型人才，意为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能够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引导新趋势，创造新经济，引领整个社会的新发展。比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5]就属于引领型人才。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强调的是培养跟随型、匹配型人才，确保经济不因人才要素供给的欠缺而减量降速。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不仅需要匹配型人才，更需要引领型人才，不断为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创造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进而满足和唤醒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新需要，这就要求教育居经济之先牵引高质量发展。 从教育优先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不仅包含教育事业先于经济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包含着教育在经济发展之先把人才培养出来的深层意蕴，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偏废。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就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于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6]这是一个高屋建瓴、极其重要的战略判断。但遗憾的是，过去近半个世纪，我们主要强调了在经济事业之先把教育事业发展起来，更多关注政府和社会给予教育经费投入、资源配置、环境优化等方面的支持，在培养人才方面更多要求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相适应的人才，很少要求教育在经济之先把人才培养起来，通过人才来引领经济发展。 而疏于形成教育在经济之先培养人才的教育优先发展观，从教育与经济两侧看主要源于对教育本身认识的局限和经济发展阶段性固有的局限。一是对教育认识的局限。基于教育传统认知，把教育仅作为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并非知识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的被要求者并非经济发展的主动牵引者，在实践中坚守“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逻辑，教育之于经济的“适应论”、“满足论”等成为不言自明的公理，而“牵引论”却鲜有提及。其实，历经社会发展的变革与变迁，由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到智能时代，尤其是当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对创新、引领性人才的需求，更鲜明地彰显出教育不再仅仅是传授已知的职业，而越来越与创造联系在一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7]更新、开掘和探索知识越来越成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培养具有前沿性、引领性的人才更是新时代教育的必然选择。二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局限。受经济发展的现实所制约，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是依靠学习和引进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等来发展经济，总体处于跟随位置，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快速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培养跟随型、匹配型人才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而大规模培养引领型人才还不具备条件，也没有现实的紧迫性。如今，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许多经济领域已经与世界发达经济体并跑甚至处于领跑的位置，对引领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所需要的数量也越来越庞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教育必须超前布局，在培养引领型人才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