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确立于晚清时期的专业学科，其知识体系建构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密切相关①。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之路尤为坎坷，与之伴随的是清末民初国人在内忧外患中寻求独立主权、制夷自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背景形塑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话语体系，使政治学在学科建立之初就明确了要以摆脱强权束缚、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赋予中国政治学注重实务的特质。这既是中国政治学寻求理论建树和实践突破的动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政治学问题意识的拓展，使其在学科立意上难有突破。 这种来源于历史的囿限使得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探析理论脉络、展开思想交锋抑或建构知识话语体系，经常带有一种非建设性的批判态度，使人们在面对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与现代政治学的本土化时不仅容易形成误判，也极易导致一种过度防御以至于走向封闭的研究思路与机制，有时甚至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从而无法真正走到世界政治学研究的前沿。由此而言，要在中国建构现代政治学知识话语体系，就需要站在宏观历史的高度，以一种平和的建设性心态发掘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回应现代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长远问题。 一、“务实”的中国政治学及其历史困境 1925年梁启超就指出：“一国之政治独立及社会生活独立，俱以学问为之基础”，并告诫留学生“故我同学在留学中，不容徒费全副精力以习彼国之实务而忘我国之实务，当常常注意其研究方法，思及回国后与本国实务接触，如何始能应用”②。可见，在学科设立与早期发展之时，政治学作为现实之基础，服务于政治现实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定位。这不完全等同于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的定位。亚里士多德重视政治学的实践特质，其关注的是“理想国家”的至善问题。而中国政治学则更具工具性色彩，关注的是尽快消除国家的内忧外患，以及“夺取国家政权和巩固发展国家政权”③的问题，对“理想国家”、“良善政治生活”等根本问题的学理性思考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相对欠缺。 20世纪初新式教育机构中的政治学科，无论是援引有明显国家学色彩的日本(德国)学制，还是借鉴具有实用主义及政治科学化取向的美国学制，都凸显出为现实服务的明确目的。1905年开办的直隶法政学堂就以“改良直隶全省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人才”为宗旨。1923年燕京大学设立政治学系是以“为政府培养内政、外交人才，为国家培养领导人才”为办学宗旨。1926年，南开大学将文科重大改革的重点放在政治系与经济系，目的就是要“训练政治、经济之人才，以应现实中国之需要”。1926年正式成立的清华政治学系，也是遵循了“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的办学方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清华政治学系以“在党治之下养成实际行政人才”为指导方针，保持了一贯的务实旨趣④。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实务性学科的定位与特质，无形中把政治学与政治现实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中国政治学要研究和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化约为救国救民的现实问题，以显示研究的使命感与公共关怀。尽管抗战之前的政治学“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但并不意味着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疏离⑤。对于彼时的政治学而言，“师夷长技”只是手段，“制夷”和“自强”才是真正的目的。当时中国仍处于从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阵痛期，学人研究中国现实的庞大政治载体已经衰朽腐败、分崩离析。为了填补以往研究对象坍塌所造成的空白，政治学研习者只有迅速把研究目标转向可供借鉴的成熟典范——现代西方国家，把研究旨趣寄予一个尚未完全成形的“想象的共同体”⑥。混乱失序的时局虽是研究的动力所在，却难以为学人提供必要的信心。愈是如此，扭转政治局面以重拾自信愈成为政治学人的迫切心理。 政治学家邹谠曾意味深长地讲道：“要在中国发展政治学，就一定要以中国的历史作为我们提出理论问题、作出结论的根据。同时，也要用我们的经验去鉴别和选择对我们有启发的西方政治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⑦。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无论是知识体系的建构还是寻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都离不开对历史的回忆、分析与反思。正视历史、守护历史对形成一种真实而独特的中国政治学话语尤为重要。但如果对历史的想象无法被确认为现代多元视角中的个体想象，而始终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替国家进行的集体想象，那么历史之于个人，就必定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如果对历史的理解始终陷入自我与他者的纠结关系中难以自拔，而不是把历史看作独立发展、内外关联的过程，那么中国的历史在现代语境中就必定是一部无“他者”而难以自足的、抗争与追赶的历史。如果对历史的解释始终以强力创造“新”历史为目的，而不是从学理视角努力做历史最公正的旁观者与分析者，由此就极易使学人们的爱国情感走向偏激，产生狭隘的民族情绪，导致民粹主义的泛滥。身处如此历史处境中的人们，有可能出现两种心态：一是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竭力反思历史、批判历史；二是无法承受历史加诸的责任，极力逃避历史、淡化历史。当这两种心态走向极端，历史之于人们便成为桎梏，而不是前进的动力。 二、冲破困境：以启蒙引领政治现实 务实的中国政治学与中国革命相伴共生，冲破历史困境的批判意识也贯穿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话语。中国的现代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西方所迫而出现的，因而其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本土的旧制度与旧思想，更指向被视作入侵者的西方。近现代中国政治学知识话语体系也是学习、借鉴西方政治学而成，它本身的建构是从接受西方政治学知识与方法开始的。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移植与输入。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其定义、指涉范围、概念体系及具体内容是在与本土一系列概念的对照比较中不断清晰化的，同时也是在回应本土“富国强兵”、“讲求洋务经济实学”、“加入国际外交条约体系”、“立宪”等一系列现实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的⑧。但近现代中国政治学并不是要建立起中国化的西方政治学，而是要实现现代语境中的“中体西用”，中国政治学的“师夷长技”也并不满足于“自强”的弱势话语，更重要的是要有足以“制夷”的强势话语。这种批判并不同于哲学意义上基于考察、用以厘清界限的批判，而是一种基于否定、用以打破桎梏、进行对峙与抗争的批判。它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积淀下来的华夷之辨、华夏中心的心理因素，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学无法恰当面对一个外来“他者”的迷惘与疑虑。孙青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认知其眼中统一的“西方政治之学”时，始终“将‘西政’理解为技术层面的‘富强术’，并且将制度与背后的学理割裂”⑨。所以，近现代中国政治学即便获取了源自西方的现代政治经验与观念，也主要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没有借助它们沿循现代的轨迹实现启蒙。
